世界秩序的重建》時說道，從更長的歷史範疇看，不同地區的此消彼長是很正常的。在中國與*世界空前繁榮的時候，西方世界正在黑暗與沮喪中不能自拔，這並非自欺欺人或是狂妄自大，而是提醒我們自己：不管我們是先進還是落後，我們都是更寬闊的歷史長河的一部分，我們共同構成了我們的世界。文明是流動的，我們永遠處於彼此學習的狀態之中，保持自尊與學習的熱情，是我們獲得進步的基本素質。

而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正身處一個類似於1890~1930年間的美國的狀態，它的混亂程度與蘊涵的機會都極度相似。現代美國的模型在那時建立，主要的機構，包括《紐約時報》、《時代》、《紐約客》都是在那時走向成熟的。今天的美國人在享受那兩代人的遺產。所以，令我感到激動的依舊是，我們或許無法立刻享受到類似美國今天的物質的便利，卻被賦予了寫入歷史的機會。時至今日，我們記住的，依舊是亨利·盧斯、普利策，而非今天的《時代》雜誌的主編。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有可能成為歷史的真正締造者。

最後，我想以托克維爾一段話作為本章結束語。這段出現在《論美國的*》序言中的話是如此空洞，今天讀起來卻仍令人鼓舞，並將繼續鼓舞后來者：“我們從哪裡能獲得比這更大的經驗和教訓呢？我們把視線轉向美國，並不是為了亦步亦趨地效仿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為了更好地學習我們的東西；更不是為了照搬它的教育之類的制度，我們所要引以為鑑的是其法制的原則，而非其法制的細節。法國的法制，可以而且最好是應當不同於美國的法制，但是美國的各項制度所依據的原則，即遵守紀律、保持政權均勢的原則，實行真正自由的原則，真誠而至上地尊重權利的原則，則對所有的共和國都是不可或缺的。”

今天我們正在給予物質力量以過多的關注，並誤以為物質積累就是大國的標誌。衡量一個大國一個簡單的標準在於，她是否在國際關係上擁有足夠的權力。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基於這個社會中的不同群體對未來是否都懷有某種期待，他們之間會有爭吵、辯論，其中一些團體是出於短期利益，而同時有一些群體是為更長遠的利益著想，顯而易見的是，一個喪失了遠景、過分庸俗化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

尚待成熟的國家（1）

我們的討論是在一片“搶劫”的呼喊中嘎然而止的。那時，我們坐在世貿天階下一家咖啡館的戶外椅子上。夜晚十一點，長250米，寬30米，耗資億元的巨大螢幕已經停歇了下來，之前它一直在放映一段海底景象，一條巨大的鯨魚在我頭頂上游來蕩去。

“全北京，向上看”，我記得一年多前在航空雜誌上讀到這個地產專案的反感。地產商，就像二十年前政府一樣，正在按照他們的審美來塑造中國的城市。他們追逐的顯而易見的“先進”。於是，除去兩旁的商鋪與寫字樓所構造的商業街，投資人決定架起這塊電子螢幕，它被形容成“亞洲首座、全球第二大規模的電子夢幻天幕”，僅次於拉斯維加斯的同類產品。“這樣大膽的商業構想，讓我直觀的看到了來自亞洲的經濟光輝，這樣富於時代意義的規劃，對於設計師而言，足以激發出無限的創作熱情”，特意從好萊塢邀請來的設計Jeremy　Railton說，“世貿天階的天幕雖然規模上位列之後的世界第二，但是所動用的最先進的技術，卻遠遠的超越了拉斯維加斯的天幕，從技術角度講，世貿天階天幕是全世界的第一。”

和Jeremy　Railton的熱情相匹配的是，商業街上的林立的國際品牌的專賣店，那家叫“金錢豹”的高階餐廳，和以“時尚集團”命名的一座寫字樓——這家出版機構是中國消費時代的倡導者，旗下擁有幾十本不同型別、但內容卻驚人一致的雜誌，它們都以介紹歐美的高階時裝、泰晤士河旁的高階餐廳、湯姆·福特的紐約新專賣店、和一款昂貴的打火機為主業……雜誌的封面上總是西方主流媒體最流行的面孔——與世界同步的渴望瀰漫在每一個頁碼中。兩位創始人在一個破爛的四合院裡開始了他們的故事，他們將舶來的標籤變成了這一代中國中產階級的生活希望——消費激發他們奮鬥的慾望，也是撫慰他們忙碌的內心。

每個夜晚，很多穿著隨意、滿頭灰髮的老人家在這個螢幕下散步、聊天、逗弄孫子，看著那條鯨魚的一遍遍重複的遊弋。他們來自附近的居民區，這些居民樓夾雜在世貿天階、新城國際、財富大廈這樣的鋼筋、玻璃結構中。老婆婆或許這輩子也不會去喝一杯45元的卡布其諾，但她們與身旁餐館裡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