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事件，有著廣闊的探討空間。或許，我們以後可以談到現代社會的“公共空間的私有化”，胡紫薇在2007年末的2分30秒，讓我想起了法國女人薇薇安妮，在1983年10月的一個星期三的夜晚，她對著法國電視臺的鏡頭前談到了自己的丈夫米歇爾，“我丈夫深受早洩之苦”，她還抱怨與他一起“從未體驗過快樂”。這一表演標誌著一個共同體社會的解體，個人不再期待從昔日的公共組織中尋求幫助，不再將私人事件僅限於私人領域，轉而將她個人的焦慮與困境釋放給公眾，但公眾不是一個有機群體，而只是不同個體的聚合，他們所能做的僅僅是鼓掌、吹口哨、讚揚或謾罵、羨慕或嘲弄，但最終當事人卻發現所有的困境只能依靠自己來解決。她/他將困境展示在公眾面前，但當表達之後，發現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困境。

短短的三十年中，中國社會從一個個體缺乏基本自由、一切都處於計劃與保護之中的社會，變成了一個人人都只能依靠自身力量、各自為戰的社會，這其中的變化令人瞠目結舌，有待更長和更耐心的分析。

而這一次，我想說的則是“受害者心態”。在面對臺下的聽眾時，胡紫薇認定既然在兩個小時前得知了“驚人的事實”，就有理由表達憤怒，並理所當然地佔據了道德上的置高點——婚外情定是不可饒恕的。為了賦予自己的憤怒合法性，她還下意識的將整個國家扯了進來——人們不是都在抱怨“世風日下”嗎？在普遍的共鳴中，公眾立刻開始選擇立場——支援或者反對。對於這場婚姻破滅的真正的、更復雜的原因則沒人關心，更沒人表示理解。任何有過戀愛經歷的人都知道，男女間的事，哪裡有道理可以說清，又哪裡是可以依靠簡單的道德框架來裁定的。一個局外人根本沒有資格介入其中。更重要的是，在愛情與婚姻這場遊戲中，每個人都是成年的參與者，都應分享其喜悅，承擔其責任，並準備迎接其失敗——人生總是變化難測。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人總比另一個人受到更多的痛苦，但這件事本來就很難公正的。

胡紫薇將將公眾制裁引入私人關係時，道德判斷立刻淹沒了其本來的複雜性。在屢見不鮮的“受害者”案例中，我們總是發現當“受害者”迅速將自己置於一個弱者地位時，就順理成章地逃脫了其本來的責任——一個37歲的、接受過良好教育的獨立女性，難道不應該同樣為失敗的婚姻負責嗎？

很有可能，胡紫薇的言行只是下意識的結果，一個女人被憤怒衝昏了頭腦的所為。但是，其“下意識”卻的確反應了我們國家的某種性格。我們的國家難道不正深深地被一種受害者情結所困嗎？

2008年到來時，整個世界上談論的是中國的崛起，一個勢不可擋的新的全球領導者。我們自己也喜歡類比，就像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確立了戰後日本的興起，2008年的北京則是一個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新中國的誕生，或一個古老國家的復興。但是，與這些金壁輝煌的措詞不同，我們的內心卻仍被一種深深的“受害者”心態所左右。當我們越來越竭力想證明自己時，我們其實也越來越顯露出那種深深的不自信。

一群受過最好教育的人認定一部電影中有強烈的“漢奸情結”，對此念念不忘、大加*；人們對於西班牙一張報紙上一幅含有毛澤東形象的廣告義憤填膺，認定它就是歧視華人……壓抑不住的“受害者心態”使我們難以誠實與平衡地面對問題，情緒總是取代邏輯分析。如果你耐心觀察今天的社會，你會發現左右搖擺的極端化興趣，正成為很多人、很多事件的最重要的特徵。人們可以輕易從怯懦搖擺到狂躁，從自卑滑向自大。

在“受害者”心態的背後，是一種強烈的依賴心理。我們的個人價值不是依靠自身、而是依靠別人的態度來衡量的。所以，這個沸騰的2008年的北京，我們看到了“自傲”和“取悅他人”這雙重情緒，它們彼此疊加，此起彼伏。

在被誤解之前，我暫時的停止。我討厭那種喜歡站在道德至高點上，義正詞嚴、又空洞無誤做出“中國人這樣”，或“中國人那樣”的無謂指責的人。我是這個國家的一分子，並註定和這個國家一起成長。而且看起來，我為胡紫薇這一事件做出了過度的闡釋。但我相信，後世的歷史學家必將饒有興趣地回憶起這一意外的插曲，它折射出一個劇烈轉折的社會中所蘊涵的太多情緒。

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不管我們成為世界第幾大經濟體，made　in　china如何震撼了世界，我們建立了多少匪夷所思的建築，或是我們舉辦了多麼盛大的體育比賽，但就社會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