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證，他們也這樣武斷地一律撤回，這於公於私都是很大的損失啊！”

詹天佑說：“希望如容閎大人所說，將來政府醒悟過來能讓我們繼續回到美國完成學業，至少應讓你這樣很快就要大學畢業的人回來完成學業。”

梁敦彥說：“容閎大人還在美國，當初與曾文正公一同推動我們留學的李鴻章大人這次是同意撤退我們的，現在有誰為我們說話呢？”

詹天佑說：“不過，我想，當初我們出國時是文童身份，那就是朝廷認可我們是秀才了。在我們家鄉，中了秀才的人多少都能找到一份事做。更何況我們在美國讀了九年書。再說，李鴻章大人是我們出洋肄業總負責人，聽說他在創辦北洋水師，國家正是用人之際，希望他不要放棄我們不管。”

梁敦彥說：“要真是不管，那還好辦呢。我小時候聽家鄉人說，懂得紅毛語去香港、澳門找事做方便得很，現在我們英語這麼熟練，還怕找不到事做？我就擔心那些沒有出過國的官員亂管，他們對國外的科學技術根本不瞭解，就是我們學的東西他們也不清楚，怎麼用我們呀？

詹天佑說：“能否用我們應該與是否出國無關，最主要的是心態，當初曾文正公不是也沒有出國嗎？他那麼熱心推動我們出洋，不就是出於一片公心嗎？”

梁敦彥說：“你說的這倒也是，希望朝廷的那些官老爺們能體諒我們這些留學幼童報效國家的一片血忱。”

詹天佑說：“是啊，真是一片血忱！當初曾文正公推動幼童留學就是因為在天津教案中吃了外國人的虧，才不惜自己年老體病，花那麼大精力與李鴻章大人規劃幼童出洋肄業事宜。即使是彌留之際也念念不忘，富民強國之血忱，真是感動蒼天。我們在上海的出洋肄業局與在哈德福的駐洋肄業局，很多事務都是他生前詳細規劃的。今天，我們沒有辜負曾文正公，雖身居海外多年，但報效國家之血忱未減。實願皇天厚土，莫負我心！”

梁敦彥說：“喂！天佑，你回到上海後第一件想做的事是什麼？”

詹天佑看了梁敦彥半天，說：“你怎麼問起這個問題，我還真沒想過。自從容閎大人從香港把我帶到上海以來，我的所有活動都是由大人們安排，這次回到上海，我想官府應該也會安排我們的活動吧。如果我自己能做主做事的話，我倒真想去曾文正公墳頭去上柱香！”

梁敦彥說：“要去給曾文正公上香並不容易，他葬在他的家鄉湖南，離上海有數千裡之遙，聽說容閎大人都沒有去過。”

詹天佑說：“其實，是否上香倒不是最重要的，我們誰都沒有見過曾文正公，而我們享受到了他的恩情。人啊，最重要的，還是要不忘本啊。要是能修一條鐵路從上海通到曾文正公家鄉，那我們去上香會方便許多啊。”

梁敦彥說：“是啊，我們能出洋真是全賴曾文正公，幼童出洋對曾文正公個人而言，只有風險，沒有私利，四期赴美幼童中不僅沒有他自己的子弟，甚至連他的家鄉湖南省都無一人，這說明他考慮事情完全不是從個人及自己的子孫後代著想，而真正考慮的是國家的未來啊。如果大清國的官老爺們都能象他那樣，不計個人得失，不計眼前利益，處處為國家的長遠發展著想，那該多好啊！”

詹天佑說：“聽容閎大人發牢騷時說過，朝中有很多官員都是些窩囊廢，除了吹牛拍馬之外，什麼都不會，不管是用人也好，做事也好，一切以對自己是否有利為標準，根本不考慮國家和公眾利益。”

梁敦彥說：“這個沒有辦法。因為官員考慮事情就是這樣，不管做什麼，首先考慮的就是，是否能穩住自己的權位，至於其他都不重要。所以上行下效，吹牛拍馬已成大清國官場習氣。聽說，那些不吹牛拍馬的人，一門心思就想升官，有的人不懂裝懂，欺上瞞下，有的人官升不上去，就整天怨天尤人，除了吃喝嫖賭，什麼都不會、不做，地地道道的酒囊飯袋，根本不懂正業，不務正業。”

詹天佑說：“容閎大人不是說過嗎，有些人因為在官場上不會應對，被人看不起，當作書呆子的算走運，很多人被當作傻瓜呢。”

梁敦彥說：“聽說大清國官場喝酒很重要，有些人就靠在酒席間的巧舌如簧而連連升官呢。”

詹天佑說：“敦彥，說實在話，如果有一天有機會能做官，你會做嗎？”

梁敦彥：“當然做，為什麼不做？官總是要人做的，在我們國家，不做官是做不了事的，我們這些想做事能做事的人不做官，那些想做官不能做事或者做壞事的人就有機可乘。也許，我們改變不了整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