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晚都不曉得想什麼。整天都在考慮培植自己的勢力，在用人方面根本不考慮才能與德操，完全以自己的利益為出發點。”

鄺景陽說：“這個我知道，他們整天都在想兩件事，一是想自己哪一天可以再升官，削尖腦袋算年頭，自己在這個位置做了多少年了，怎麼還不升呢，別人會如何看我，我應該去抱誰的大腿才不致以這麼窩囊，二是想哪一個人對自己最忠誠，扮著手指數人頭，這些大小嘍羅，有哪些人是我照顧過的，會對我感恩，有機會還要繼續提拔，有哪些人是我冷落和得罪過的，會記恨我，逮著辮子還要繼續搞下去。”

吳應科說：“景陽說得一點都沒有錯，我們水師裡真是有很多這種情況。所以啊，我心恢意冷，深感作為大清國的國民而自悲，甚至不想再幹了，回家做生意去算了。”

詹天佑說：“這個我可不贊成，其實這些問題我也思考過，國家問題越多，我們越不能逃避，古代陶淵明那種厭世逃世的方法現今行不通。有兩點理由：一是如果我們想幹想能幹事的人逃避的話，就給那些無能而官隱重的人提供了機會和平臺，那我們就辜負了當年曾文正公對我們留美幼童的一片血忱；二是當今世界發展一日千里，無人可置身事外，根本沒有世外桃源。”

鄺景陽說：“我們真是生不逢時，要是生活在康熙和乾隆爺時期多好啊！”

吳應科說：“實在沒有想到大清國的官場會*到如此境地。我看這些人不把大清國老祖宗們創下的基業敗光是不會甘心的。國家之敗，不在國力，而在風氣，更在人心！”

詹天佑說：“大清國問題這麼多，也許正是我們有作為的環境呢。所謂時勢造英雄，我們還是不能消極啊。對於大清國來說，也許有人可以怨恨，但作為我們來說，確實找不到怨恨的理由，當年國家在很困難的情況下把我們送到美國，全包了費用，還派了監督督導我們的漢文學習，在美國，我們享受著貴族子弟一樣的尊嚴，這都有賴於朝廷所賜啊！提前回來雖有遺憾，但朝廷並沒有虧待我們。”

鄺景陽說：“所以天佑不管是被安排做什麼，總是一點怨言都沒有。”

詹天佑說：“對於個人的得失可以無怨言，但對國家的前途之擔心我與大家都是一樣的。”

吳應科說：“是啊，我有時候也總是在個人與國家之間常常矛盾，不曉得怎麼想才好。”

這時，譚菊珍已做好飯菜，詹天佑幫忙把飯菜端上了桌，譚菊珍帶著三個孩子在一邊的小桌上吃飯，詹天佑則與鄺景陽、吳應科一邊吃飯一邊聊天。

吃過中午飯，吳應科與鄺景陽都走了。晚上，鄰居們都熱熱鬧鬧地放了編炮，詹天佑和孩子們少不了也熱鬧了一番。

1895年春天，寒冷的天氣繼續籠罩在中國的北方，中日戰爭的硝煙仍在山東半島的威海燃燒，詹天佑身在鐵路工地，對前方的訊息瞭解十分有限，主要靠當時京津地區的報紙瞭解情況。那時北方風氣初開，報紙沒有南方的上海發達，京城裡只有民間報房出版的京報。京報關於戰報的訊息每一天都不同，所刊載的基本上是有關朝廷政事和官員任免之類的訊息，內容和以往邸報沒有太大的區別，也經常登一些中日戰爭方面的訊息，因為豐臺離北京較近，一些報販知道鐵路上有一些讀書人要讀報，所以經常趕著騾車到鐵路工地賣報，這種報紙外觀很像一本薄薄的線裝書，長寬為22×9公分，日出4至10頁，以《京報》兩個字或報房的字號作為報頭。有的京報還在報頭上加印了圖案。由於多用黃紙作封面，所以又有黃皮京報之稱。另外，天津剛剛創辦的《直報》也有比較多的新聞訊息，詹天佑這時在《直報》上經常看到一個人寫一些時事評論文章，文筆流暢，言辭精闢入理，很有同感，這個人就是嚴復。嚴復從1895年2月4日至5月1日，大聲疾呼地在《直報》上連續發表了五篇政論文章：《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原強續篇》、《救亡決論》，從理論上對社會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進行了闡述和論證。正當中日海軍在威海衛激戰之際，嚴復於2月4日和5日首先在天津《直報》上發表了《論世變之亟》一文，在文中他討論了中國的三綱、親親、尊君，表示了對西方的自由、平等、尚賢的肯定，大聲疾呼要用西洋之術，以富民強國。他還警告國人，日本侵華可能是列強瓜分中國之始，如不奮起禦侮，“亡國滅種，不可收拾”。對於嚴復的言論，詹天佑深有同感。每當讀到嚴復的文章，詹天佑總要凝神靜思半日，他感到，大清國不缺有真知灼見之人，就缺將這種見識行之於實踐的人。他甚至曾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