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位兄弟還好吧？”

吳應科沉重地說：“不好，一點都不好！”

鄺景陽說：“應科，你給我們談談你們的情況，聽說黃海海戰，你們水師打得非常慘烈，我與詹天佑天天都盼著你們能平安啊。”

吳應科說：“國家不平安，何來個人平安？我們幾個人分到北洋水師後，因為大家都在艦上，平時聯絡並不多，可是，黃海一戰實在太讓人窩心。北洋水師全軍潰敗，我想，其實，艦船的落後只是一個方面，但最終還是敗在人心上，那些將官享受慣了太平生活，一聽到炮聲，就逃得比兔子還快，你說這能不失敗嗎？但我們水師沒有給國家丟臉，雖然失敗了，但在戰鬥中始終是英勇的，前線戰艦上沒有一個人臨陣逃跑。”

詹天佑說：“有些戰況我們也從京報中看到，但實在沒有想到會敗到這麼慘。當年在福州馬尾海戰中，也是被法軍突然襲擊才致慘敗的，這次北洋水師又遇這種情況，真不知為什麼會這樣。”

吳應科說：“我們有人瞭解過，當年法軍在馬尾得手後，日本有一個軍官立即登上了法艦，而且隨艦到了臺灣，對法軍的作戰方法進行了認真研究，聽說，這次日本就是借鑑了法艦突襲馬尾的戰法。可是我們大清國的人不長記性，完全沒有戒備。”

鄺景陽說：“你還沒有介紹我們那些兄弟呢。”

吳應科說：“我們留美幼童有多少人在北洋水師服役我並不清楚，但這次海戰中至少有七個人參加了，他們是濟遠號幫帶大副沈壽昌、致遠號幫帶大副陳金揆、廣甲號艦長吳敬榮、廣甲號幫帶大副宋文歲羽、廣丙號幫帶大副黃祖蓮、定遠艦魚雷大副徐振鵬、鎮遠艦槍炮大副曹嘉祥，我是定遠艦參謀。”

詹天佑說“大家都平安吧？”話說出口，他又感到問得不是很妥當。

吳應科說：“當前我知道的至少有三位沉在了黃海里，他們是沈壽昌、黃祖連和陳金揆。”

大家都沒有說話。

吳應科接著說：“我是死裡逃生，當時定遠艦和鎮遠艦作為北洋水師的旗艦，是日本戰艦主要攻打的目標，好在定遠艦甲板厚，雖然中彈很多，但沒有被擊沉。艦上有很多官兵中彈犧牲了，我是僥倖生存者中的一位。”

鄺景陽說：“我們從京報中得知你還被李鴻章大人奏報軍功呢。朝廷封給你‘巴魯圖’（勇士）的稱號。你可為我們留美幼童們爭光了。”

吳應科說：“其實，我是敗軍之將，何以言勇。真正為我們留美幼童爭光的應是那三位葬身黃海的同學啊。沈壽昌、黃祖連和陳金揆，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名字。朝廷給我封賞的衣物和勳章我都扔進了黃海，這些對我沒有用。我們的同學用生命如能換來教訓，讓那些王八官員醒悟過來，這才有意義啊。”

詹天佑說：“我們大清國近幾十年來的教訓還少嗎？鴉片戰爭兩次失敗，天津教案受辱，中法戰爭失敗，現在又給日本搞成這樣，哪還有天朝大國的顏面啊？”

鄺景陽說：“當年我們在美國肄業，美國人對大清國還有神秘感，現在這樣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國際上丟臉，我看美國人不把我們大清國人看扁才怪呢。”

詹天佑說：“別人是否看扁並不重要，最主要還是要那些在朝中主事的大老爺們能有信心，為國為民，無私心才好辦啊。國家積貧積弱並不可怕，日本不就是由一個弱小國家變強大的嗎？關鍵要自強不息，沉痛的教訓要能變成奮進的動力才是國家之幸啊。”

吳應科說：“天佑這話說得對，其實我在北洋水師服役就深感那些當官的都是私心在作怪，他們用人根本不是以德才作為標準，而是把別人對自己的態度作為唯一的用人標準，用的都是那些吹牛拍馬之徒，酒襄飯袋之輩。整天迎來送往，根本不幹正事，水師尚且如此，朝政可想而知。他們這樣爭權奪利，自己圖得一時之快意，卻讓整個國家失去了生機。一點也沒有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的責任心，不管大官小官，個個都在盤算著個人的小久久，從鴉片戰爭以來，多少次的喪權辱國都沒有讓這些王八羔子醒悟過來！真是國之不幸！想到那麼多前線水師將士沉沒在黃海里，有時候我對朝中那些些貪腐官員的憤恨甚至還超過了對日本人的憤恨！與其說黃海之戰是被日本人打敗的，還不如說是大清中那些貪腐官員自敗的！”

詹天佑說：“國無生機，個人利益又能維持多久呢？我們在修鐵路時同樣有這感覺，有些大清的官員，甚至連一些西洋人都不如，比如金達這個人，拿了清朝的奉祿，還認真乾點事，我有時與地方官打交道，那些人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