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啊。”

詹天佑說：“噢，原來吳大人是說創辦鐵路官學堂的事呀，這真是高見，在下自投身鐵路建設以來，就深感技術人才之難以為繼，但深知自己位卑言輕，無法往深處去想。”

吳調卿說：“說說看，你對創辦鐵路官學堂有何高見？”

詹天佑說：“學堂之辦，首重學規，古語云：沒有規矩，無以成方圓。我有兩點體會：一是當初在出洋肄業局和駐洋肄業局讀書時，中文監督和教習給我們制定了很嚴的學堂章程，當然很多內容都是曾文正公與李鴻章大人給皇上奏定章程的具體化，我們當時為此吃了不少苦頭，但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回國後之所以能適應本國生活環境，都有賴於那段時期監督與教習們的管束；二是我在福州和廣州當教習時，那些年輕學生有些也很調皮，但當他們明白朝廷和國家需要他們努力學習時，都能激發他們求學的自覺性和勤奮精神。為此，我建議先制訂詳盡的辦學章程與學規。”

吳調卿說：“你認為第二、第三還要做什麼呢？”

詹天佑說：“第二是要嚴格篩選教習，教習的一言一行都會對學員產生難於預想的影響，所以，不管是西學教習還是中學教習，都要重視人品與才學二者得兼；第三是慎選學員，對學員入學時的基本情況要摸清，家世與品行都要考察，對那些出身貧寒而且肯發奮圖強者尤要鼓勵。”

吳調卿說：“還有第四、第五呢？”

詹天佑說：“沒有了。如果一定要說的話，有一條我想補充，就是一定要讓學生有更多的實踐機會，特別是技術學校，在學堂只聽教習講課，而不深入實踐，就是空談，那和坐而論道沒有什麼兩樣。”

吳調卿說：“眷誠啊，辦學堂你是有經驗的，我想能否請你當總教習啊？”

詹天佑看了看吳調卿說：“其實不要說總教習，就是一般教習也是我所願意的，教書育人是播仁積德的大好事。但是如果我放去現在鐵路一線的工程師工作，有人會特別高興，那就是那些西洋工程師。我在鐵路工作近十年，一直在鐵路一線做事，那些西洋工程師至少不會在專業上過於霸道，因為科學技術的東西還是要講客觀實際的。每一條鐵路的興建動轍就是數百萬國庫銀兩，如果我回到學校當教習，個人生活當然要安定很多，可是那樣，就很難過問鐵路修築事宜了。”

吳調卿說：“是啊，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層。金達等人知道身邊有一個懂行的大清國工程師，一是可以時刻記住，大清國並不是完全沒有人才，做事會慎重一些，二是也讓他明白，大清國的工程師不會比西洋人差，多少減少他一些傲慢。你的這種作用比當教習要大呀。”

1896年，山海關鐵路官學堂終於創辦起來了，這是清政府創辦的第一所近代鐵路專科學堂，津榆鐵路總局總辦吳調卿兼任鐵路學堂第一任總辦（校長），專門培養鐵路技術人才。在擬定學校章程時，吳調卿參考了不少詹天佑的意見。考慮到詹天佑在修築鐵路一線的特殊作用，吳調卿在金達的推薦下改聘了英國人顧禮斐士為總教習。詹天佑還繼續回到錦州，負責他承擔的鐵路修築工作。

鐵路時代（2）

1897年夏天，詹天佑的次女順香出生了，這樣一來，詹天佑現在有四個孩子了。

中日甲午之戰後，大清帝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一落千丈，鉅額的戰爭賠款與大興鐵路對外的借債使得西方各國對大清國的干預，沁透到各個領域，作為鐵路工程師的詹天佑對此是深有體會的。當胡燏棻聘請英國工程師金達為關內外鐵路總工程師時，遭到的俄國的強烈反對，理由是俄國曾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出於其本國的利益考慮，與法、德共同干涉日本，讓清政府以三千萬白銀贖回《馬關條約》中被日本侵佔的遼東半島，然後以此為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了《中俄密約》，把長城以北劃為俄國的勢力範圍。《密約》暴光後，西方各國在中國掀起了劃分勢力範圍的狂潮，在各國的勢力範圍內，列強都嚴厲地控制著各自勢力範圍內鐵路修築的各項權益，表現在貸款和工程技術人員的聘用上，爭奪尤為激烈。俄國人認為金達是英國人，不能作為關內外鐵路的總工程師，因為關內外鐵路的展修主要在關外，關內部分早已修完，關外鐵路要修建的話，應聘俄國人為總工程師。按理說，中國人修鐵路，向哪國借款，用何國工程師應是中國人自己的事，可是胡燏棻對金達的聘請卻引起了英俄兩國的爭吵，演變為“金達事件”，雖然英俄雙方後來達成妥協，金達繼續擔任關內外鐵路的總工程師，但詹天佑親歷了這事件的全過程，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