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也一樣。在1947年這一年，美國媒體公開批評佔領政策，批評佔領當局把事情搞糟，批評過度民主而經濟復甦不夠。那些未曾參與羅斯福新政的人尤其急於批評，包括盟軍總部內的人。如查爾斯·威洛比（Charles　Willoughby）將軍，他本來是德國貴族，那時主管盟軍總部情報部。

1947年也是“冷戰”一詞出現的一年，這個詞意指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之間的意識形態、經濟及政治的歧見。美國對日本與全球的政策改變大多與擔心跟共產主義世界大對抗有關。朝鮮半島已經分割為共產對非共區域，而柏林即將如此。在中國，蔣介石的軍隊很快將被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趕至臺灣。東歐逐漸落入共產黨控制下。日本必須維持為自由世界的堡壘。

但自由世界不能僅作為理念存在，它需要力量與實質。在戰後的世界，當兩強儘量避免全面軍事對抗以免爆發核戰時，這主要意味著經濟勢力的對抗。1947年的日本不是一股經濟勢力，生產甚至還不到戰前水平的一半，而通貨膨脹每年高達200％以上。它需要修補，而麥帥可能不是適合這一特別工作的人。

1948年初，華盛頓派遣國務院的喬治·肯楠（George　Kennan）來日本調查。肯楠有一段時期一直強調必須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他總結佔領當局迄今為止的改革“是在為共產黨接管鋪路”。他反而建議，“盟軍總部對日本政府的控制應該放鬆……重點應該從改革轉變至經濟復甦”。諸如陸軍次長威廉·崔波（William　Draper，一名投資銀行家）等專家的建議也與之類似。結果，美國對日政策從1948年起轉變為強調經濟復甦。這意味著停止某些現有政策並推行某些新政策。這些政策被通稱為“反向”，但這種說法過度簡化。1947年之前與之後的佔領政策有許多連續性。“方向改變”是較適當的術語。

對企業界領導人士的整肅停止了，因為把能幹的人排除掉似乎是愚蠢的。在佔領期間被整肅的20萬人之中，只有3000人來自企業界，而甚至這些人也僅被區域性或暫時整肅。

財閥的解散停止了，因為他們的經濟有效性被承認。反托拉斯法之中的“過度集中”的定義，被微妙地但意義深長地從“防止來自市場的新來者有效競爭的集中”更改為“不利於有效率生產的集中”。戰後財閥被稱之為“系列企業”。

對受害國的賠償也停止了。

在若干亞洲國家抗議後，日本事實上後來支付了非常有限的賠償給這些國家，主要是以日本用這些國家提供的原料在日本製成資本財物的形式賠償。事實上，日本可以被視為賠償負擔很輕——這是亞洲國家對日本持續不滿的另一根源。

鑑於日本掙扎中的經濟，賠償大多以工業機械支付的形式行使，而不是用現鈔。因為這一目的而被佔領軍沒收的機械（大多向財閥沒收的），現在大多還給日本工業。但不是還給財閥，財閥正投資於新式裝備。那些機械反而被送給中小企業，後者通常永遠無法獲得這類裝備，即使這類裝備已過時。

勞工法也被強化以防止破壞工業。1948年的新立法否定公共部門的勞工有權罷工，並限制勞工團體的直接政治行動。

麥克阿瑟本人擬議這些措施之中的一些措施。他個人從一開始就不願意對企業界進行整肅，不願意日本支付賠償。他在佔領初期故意在這些事上拖延，這使得新政策較為有效。但他被認為需要經濟建言。1949年初，杜魯門總統派遣財經專家約瑟夫·道奇（Joseph　Dodge）為盟軍總部經濟顧問，他擔任這一職位直到佔領期結束。

第二節　冷戰現實形塑夢想（2）

至此階段，吉田茂再度出任首相。片山已於1948年2月辭職，他就任首相還不到一年，原因是由於社會黨內部不和——這問題從社會黨成立就一直困擾該黨至今。繼任首相的是民主黨主席蘆田均，但該內閣在職僅幾個月就垮臺，主要因為貪汙案。吉田在10月出馬競選，而他的新近成立的保守的民主自由黨在1949年1月舉行的大選中獲得大勝。

他的新政黨是在1948年由日本自由黨與民主黨異議分子合併而成，將戰前兩大黨政友會與民政黨的系統聯結在一起。這個政黨是保守的，而儘管民眾對吉田的戰前風格有所保留，其穩定的旗幟顯然是不安的民眾想要的。保守派將統治持續至今（除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極短暫的中斷之外）。與盟軍佔領日本關係最密切的吉田本人，持續擔任首相至1954年。這個不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