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就肯定成為奇聞。賣在灌河，走進灌河街，店鋪林立，一街兩行，高中低檔次的商品都應有盡有；行在灌河，當其他鄉鎮群眾仍然騎腳踏車時，灌河鎮就有許多年輕人屁股後邊冒煙了；食在灌河，灌河的招待所是全縣一流的，縣城流傳一句順口溜：“出城向南轉一轉，紅廟、孟坪、瓦房店（三個順路的鄉鎮），再拐灌河吃頓飯，不到縣城就兌現”；穿在灌河，灌河的百姓穿衣是新潮的，各種新款式從發現到身上，幾乎與縣城以上城市同步。

說灌河人窮，誰也不會相信，但這又是事實。金錢如同真理在某些時候一樣，只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全鎮六萬多口人，真正富有的人並不多。灌河百萬以上的富翁，大多是因為開礦、倒礦而發財的。職業高中有一個姓魏的教師，可能是嫌鐵飯碗裡的飯太稀，就向學校領導申請停職留薪開礦。這個人上輩子肯定行善積德，這輩子才修得一夜暴富的福氣，湊了萬把元，從一個礦主手裡買了一眼打得已經破產也沒有見到礦石的螢石礦井，帶著碰運氣的僥倖心理，繼續前任未竟的事業。誰知，運氣來了，再厚的門板都沒法擋著，只一炮就崩出了藍螢螢的優質礦石，不到半年富甲一方，不僅蓋樓，還把兒子送到紐西蘭留學，引得學校教師們一度思想動盪。石樓村有一個姓米的幹部，改革開放之初，在大家都沒有想到開採金礦的時候，率先起步，搞了七、八十萬塊錢，見好即收。武俠們不幹了，叫金盆洗手，他卻在廢金坑裡洗手，不再開礦，幹部也不當了。而且跑到臥牛坡水庫，幾百塊錢買了一塊山場地皮，蓋了整整一套十幾間的宅院，牧羊養魚，安居樂業。還有米慶福、甄誠友等幾個人，則是靠倒買礦石起家的，手裡也都握有百把幾十萬的，早早地就有了小臥車。像這樣的富人，在灌河確實有幾十個。可一出灌河街，到各村裡走一走，就會發現這裡的貧富差距很大。應該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溫飽都已經解決，但經濟條件不寬餘的大有人在。石樓村的支書米慶來長年穿的就是補丁衣服。多數人日子過得緊巴巴的，還有一些沒有被子蓋的、穿褲子露蛋的、供養不起學生上學的、房子破爛不堪的、春節吃不起肉買不起春聯的，每個行政村都能找來十戶八戶。當上了人民的“父母官”後，下去走走看看，發現因災致貧、因病致貧的農戶比比皆是，令人十分寒心。

看一看這些情況，聽一聽富的傳聞，我感到簡直是一種恥辱。中國共產黨是為全中國人民謀福利的，但一個小小地方的黨代表，沒有必要考慮那麼多，治下的每一個老百姓，才是自己的工作物件。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不掛在心上，算是白披了一張黨員的皮子，辱沒了黨的領導幹部的帽子。可是，歷史發展到今天，官民之間，也就是幹群之間的距離不斷地拉大，在各種冠冕堂皇的口號下，人們習慣按照官場中的潛規則辦事，不當官則己，一旦當上了，就一定會不遺餘力地向上爬，生命有涯，慾望卻無止境。黨的幹部路線是“憑黨性幹工作，看政績用幹部。”這個導向，所向披靡。黨性是要靠政績來體現的，誰在位置上，都會想方設法搞政績。突出政績的有效途徑是，出成果、出材料、出數字。各種數字年年猛增，老百姓的窮苦就像即將曬乾的衣服，不多的水份很快被蒸發掉了。在“幹部出數字、數字出幹部”的政治氛圍中，僅灌河的鄉鎮企業產值就報上六億多元，全鎮人均一萬多元！這不能全怪我的前任做得過份，他即使不願意這樣做，也有上邊的職能部門稟承領導旨意，壓著他不得不報。我心裡一直想，腫了的臉充胖子不會太久，一定得把這個數字茬子平下去。於是，就從各方面做這個平茬子的工作，終於見到了明顯的成效。一天，縣裡通知我去昌河市參加一個貧困鄉鎮的黨委書記會議，我們終於從富鎮變成了貧困鄉鎮，心裡由衷地感謝縣委書記和縣長，他們真的是給了我強有力的支援和幫助啊！

會議中間，下起了1996年的第一場小雪。想起了油路面還沒有完成，心急如焚，不停地向鎮長要情況，督促他們儘快地完成修路任務。家裡的老婆孩子，也都隨著我的情緒變化不停地看天氣預報，電話中陪著我同喜同憂。終於，副鎮長鄭東方打電話傳來好訊息，說油路面已經開始鋪設，不日可以完成，我一高興就請幾個同去開會的其他鄉鎮的弟兄們出去撮了一頓，出手非常大方，心知道這完全是為了慶賀的緣故。

當然，有一些事情，並非完全都是在擦前任的屁股。一天，一個黑小夥，跑到我屋裡反映他們西關村一個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他說，“我爹原來是西關村繅絲廠的廠長。前任支部書記在時，有人給頂掉了。當時的理由是說我爹有貪汙嫌疑，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