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春，斯皮洛斯·斯柯拉斯從亨利·克萊狄安那裡買下的並非這種拍攝方法的專利權（因為這種拍攝方法早已公開），而是他製造變形鏡頭的方法。克萊狄安和斯柯拉斯簽訂的合同是一個大規模宣傳運動的開端，這個宣傳運動是為第一部“星涅馬斯科甫”故事片《長袍》（1953年9月攝製，導演H·柯斯特）的上映而準備的。

五年後，全世界有好幾萬家電影院都增添裝置，除去放映“普通的”影片之外，還放映“星涅馬斯科甫”、“法蘭斯科甫”、“東寶斯科甫”、“狄亞里斯科甫”等型別的“變形”影片。幾千家這樣的影院還另外安裝了立體聲裝置，使用三條聲帶，這三條聲帶是錄在二條磁帶上的，而不是象有聲電影以來所有的影片那樣錄在“光帶”上。

新的方法並不能使電影產生根本的改變，卻可以使電影多樣化。導演可以按照他所處理的題材來規定採用標準規格（35毫米）的黑白片或彩色片，還是採用寬銀幕的黑白片或彩色片，或是採用“深景電影”等等。除了為成百萬觀眾生產的影片之外，還有一些專為造價更為昂貴、裝置更為專門的電影院放映的大銀幕影片（“星涅拉馬”、“託德—A．O．”、“環形銀幕”等）。電影在本世紀上半葉被嚴格地實行標準化，而從1952年起則又出現各種各樣的形式，這種多樣化對於電影藝術是大有好處，或者將會大有好處的。

但是，專門放映大銀幕影片的電影院的出現，並不一定帶來影片的不同化。例如，為“星涅拉馬”式寬銀幕拍攝的頭幾部故事片：《格林兄弟的奇妙世界》和《西部征服記》（由哈沙惠·約翰·福特和喬治·馬歇爾攝製的西部片），就未用三面銀幕，而且以後是作為35毫米的影片來放映的。

此外，人們還可預言，1960年以來，在錄製電視節目上已經流行的熱塑帶錄影或磁帶錄影也一定會普及起來。1962年時，一部美製的錄影裝置還需要用一輛小卡車來運載，而到1966年已製成一些手提式的電磁攝影機了。它們的錄影帶同錄音機上的磁帶一樣，錄完之後便可檢驗，也能抹去重錄。

遲早總有一天能夠成批生產“磁帶錄音錄影機”（或者更完善地稱為“磁帶錄影機”或“磁帶放像機”），其體積與價格同一架打字機不相上下，能夠到處輕而易舉地錄下形象與聲音。這將為電影藝術開拓無限的遠景，較之“星涅馬斯科甫”或“星涅拉馬”式寬銀幕電影所開闢的遠景更大得多。

最後還要補充一句，自從在製片廠外用於同步錄音的磁帶錄音機在許多場合代替了30年代那種笨重而龐大的錄音車之後，在電影中已不知不覺地發生了一場技術革命。磁帶錄音的靈活性使人們能夠組成一些聲帶，使音響的剪輯起到話語（對話或旁白）和音樂同樣重要的作用。

1955年以來，在全世界湧現了一些“新浪潮”。這個名詞創始於法國，從廣義來說是指一批傾向與教養各不相同的人以他們第一部長片一躍而成為新的成熟的導演，與已成名的老導演分庭抗禮，並在某種程度上革新了電影藝術。

法國

1956年以後，有一批年齡不到30歲的年輕電影工作者進入導演界。羅傑·瓦迪姆因其《上帝創造了女人》一片而第一個獲得輝煌的成功，他給全世界帶來一個新型的明星：即金髮女郎碧姬·芭鐸，代表現代某種婦女的新典型。之後，瓦迪姆致力於拍攝愈來愈商業化的影片（如《誰能料到》、《危險的聯絡》，特別是《戰士的休息》或《邪惡與道德》）。

繼瓦迪姆的成功之後，新人新片不斷出現。製片商驚訝地看到這些成本低廉的影片（往往低於5000萬舊法郎）比花費高昂的超級影片獲利大得多，於是他們在1958—1961年間把拍片的機會給予百餘名新進的導演。廢品雖然很多，但卻發現了許多真正的電影創作家。我們可以把他們中的一些人歸為兩派：“電影手冊派”和阿侖·雷乃派。

《電影手冊》是由新近去世的理論家與影評家安德烈·巴贊於1950年創辦的，這個雜誌很快團結了一批富於戰鬥性的青年影評家，其中有許多人後來成了電影導演。弗朗索瓦·特呂弗、克勞德·夏布羅爾、讓—呂克·戈達爾等人從他們拍攝的第一部長片起就獲得輝煌的成功。特呂弗在《四百下》一片中敘述了他悲慘的少年時代，然後在《槍擊鋼琴師》中，由阿茲納夫爾扮演的那個人物頗似這個藝術家的自我寫照。在《朱爾和吉姆》一片中，特呂弗放棄了自傳體，這部動人心絃充滿柔情的作品表現1908—1935年間兩個男子和一個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