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理，他的求學經歷可以說非常奇異。小時候，他從北京移民到巴西讀完了中學，之後去了美國得州大學讀計算機系，最後在斯坦福完成了碩士學位。當有些人看到他的履歷表時，都會驚呼：“哇，你是中國人，又在巴西和美國長大，那你的乒乓球、足球和籃球肯定都特別好！”他就害羞地一笑，說：“哪兒啊，我是中國足球的水平、巴西籃球的水平、美國乒乓球的水平！”對方聽了這樣的回答，總是禁不住哈哈大笑。

後來，我又從IBM僱來陶寧，從別的部門“借”來Ben陸、朱會燦兩位工程師。我們6個人加上週紅，組成了谷歌中國最初的陣容。

周紅是個非常典型的谷歌人。她講起話來很有條理，總是念念不忘谷歌的價值觀。由於進入公司很早，她有一大籮筐關於谷歌的故事，經常講著講著就露出甜甜的笑容。

和所有的谷歌人一樣，周紅有著天才一樣的經歷。從小進入科大少年班，18歲到美國留學，在斯坦福讀完博士之後就進入了谷歌。儘管在谷歌得到的財富足以讓這個32歲的年輕人“提前退休”了，但是一聽到和我回中國，她迫不及待地加入了進來。

Ben陸，原名陸韻晟，我們都習慣叫他Ben陸。他在上海出生，香港長大。從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後，他又直接考上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也在谷歌工作了好多年。Ben陸看起來非常內向，總是一副特別認真的樣子。他回到中國後，和一個叫Dan的男孩共用一間辦公室。別人總是取笑他們，“一個Ben，一個Dan，合起來不正是笨蛋嗎？”

後來大家才發現，Ben陸其實一點也不“悶”，他實際上是個相當有激情的人，而且敢於向權勢“挑戰”。當谷歌中國的聲音不能通暢地傳達到總部，或者中國工程師遭遇不公待遇時，總是他，敢於寫“義正詞嚴”的郵件——“路見不平一聲吼”。

朱會燦“看起來”跟我差不多大，但其實比我年輕多了。這個美國加州大學的博士，已經是公司裡做過專案最多、最資深的華人工程師了。因此，谷歌中國公司的工程師都管他叫“老大”。後來，朱會燦在我的勸說下回國幫我帶初期的中國工程師隊伍，成為某篇文章中所述的“谷歌中國的7個師叔”之一。

魔鬼試題（3）

陶寧是北大畢業的才女，在微軟做過Windows產品經理。當年在著名的Windows98釋出會上，吳士宏從法拉利裡跳出來的一幕，就是陶寧一手策劃的。加入谷歌後，因為人手欠缺，所有產品和銷售以外的工作，從市場、公關、招聘、人事、政府關係到日常公司運營，她都一手承擔下來。

在谷歌中國的初建期，我們7個人成為谷歌中國的全部員工，並負責所有的招聘事項，包括聯絡、宣講以及製作PPT、影印考卷等一系列繁瑣的工作。

那是一段既緊張又快樂的日子。一開始，由於我的“兵”全是在美國生活多年的天才，我幾乎忘記他們對中國大陸都已經很陌生了。

在我們走訪第一所高校清華大學前，我對周紅說，“你幫我安排一下，去見見清華大學計算機系的主任吧。”周紅面露難色地說：“開復，我離開中國已經15年了，我不知道怎麼安排！”我這才意識到招聘工作可不是我想象得那麼簡單。我笑了笑，拿起電話撥打114，然後查出清華大學的電話，這樣一步步找到清華大學計算機系的電話，並找到系主任的秘書，最終安排了見面。

我和系主任在微軟期間見過面，所以當我們會見結束，他說：“開復，讓你的車開上來接你好啦。”我笑著說：“我現在沒有車啊，我們是打車來的，現在也打車走！”系主任睜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他拍了拍我的肩，眼神裡似乎在說：“哇，這還是以前那個微軟的大老闆嗎？怎麼現在居然出行都要打車了！”

我暗笑，心想：“我不但打車，我還是周紅的秘書呢！”

全國規模的招聘馬上大張旗鼓地開始宣傳了，而我也開始了人生當中最密集飛行的日子。每一天或者每兩天飛一個城市，下午先做有關谷歌的宣講，晚上再進行題為《選擇的智慧》的演講。而郭去疾和俞可總是分別飛到下一個城市，將各項工作準備妥當後，再等待我飛過去和他們會合。就這樣，我變成了一個真正的“空中飛人”——不在機場，就在去機場的路上。

在我的招聘之行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國大學生的熱情。第一站，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場面之熱烈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一個容納3　000人的禮堂早就爆滿；而禮堂外面還有3　000名學生被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