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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幾乎所有的後起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都面臨這種選擇。近代以來，關於這條道路的爭論有200多年的歷史。其中對世界歷史程序有巨大影響的爭論有五次。這些爭論的實質是要不要在落後的情況下，不甘於落後，拒絕所謂的國際分工，迅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第一次爭論是美國獨立以後到19世紀60年代關於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的爭論。這場爭論產生了影響美國經濟政策100多年的“美國學派”，甚至是美國內戰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國在爭論的過程中和以後實施了100多年的保護主義政策，催生了一個新的世界霸權。從世界範圍看美國是當時世界保護主義的旗手。

第二次爭論發生在德國。出生於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zt）在移民美國後，詳細研究了漢密爾頓的經濟講話和文章。回到德國後在“美國學派”的基礎上創立了“國民經濟體系”的學說。這套學說強調民族國家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與大英帝國提倡自由貿易的普遍性相反，他提出每個民族在發展經濟時要結合自己的情況。結論是在德國這樣的後起國家中發展經濟，不能照搬“自由貿易”，要實施政府的強力推動和保護主義。李斯特的政策建議為德國政府採納。這場爭論催生了歐洲大陸的大國－－德國迅速工業化，形成了新的世界強權。

被美化的抱殘守缺：崛起的陷阱（2）

第三次爭論是在蘇聯建立後斯大林和布哈林間關於經濟發展道路的爭論。布哈林與斯大林的經濟政策之爭實際上是經濟發展道路之爭，是關於要不要透過國家保護迅速實現工業化之爭。布哈林要把蘇聯建設成“生產布匹”的國家，強調蘇聯要慢慢地發展。斯大林強調運用國家權力的強力推動，在國際強權的圍困面前實施保護主義，透過工農業剪刀差迅速積累實物資本，儘快實現蘇聯的工業化。有檔案表明，斯大林在蘇聯工業化的程序上有迫切感和危機感。他感到有一場即將強加在蘇聯身上的戰爭，為了給打贏這場戰爭做好物質基礎的準備，他鐵腕推行大規模工業化。在這場爭論的基礎上產生了蘇聯的經濟發展理論和學說。這場爭論在20幾年中催生了工業化的蘇聯，為後來的反法西斯戰爭提供了基礎。假如蘇聯走布哈林的道路，沒有迅速完成工業化，假如蘇聯的經濟體系不能在戰爭中將現代化的重型軍火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前線，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定不會是後來這種程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迅速從戰爭中恢復過來並得以與美國競爭。在西方面臨滯脹的20世紀70年代，蘇聯經濟依然發展迅速。這場爭論催生了曾經存在的另一個超級大國。而且，蘇聯的成功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剛獨立的許多國家指明瞭發展道路。鑑於蘇聯的成績，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獨立後紛紛採用政府幹預的保護主義體制。

第四次爭論就是1949年以後發生在中國的爭論。中國究竟是要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建立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在短期內實現工業化改造，還是從單純的會計成本出發，實行“造不如買”的戰略，依靠購買來實現中國現代化。毛澤東以前無古人的戰略家的歷史眼光，洞察到經濟獨立、經濟安全與國家獨立和安全的密切關係，決定走自己的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始中國自己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程序。面對貧困和落後，毛澤東沒有氣餒自卑，沒有寄希望於人，沒有走貿易立國的道路。毛澤東帶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生生不息的自信和清醒，雄視世界，目爍古今，提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這八個字，擲地有聲，鏗鏘有力，氣吞河山。既道出了國家博弈的現實，又道出了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境遇；既道出了中華民族的歷史選擇，又道出了不可違背的歷史真理。艱苦創業和事實上的保護主義政策是當時經濟政策的特點。在強敵環生的國際環境下，假如沒有毛澤東推動的工業化程序，假如沒有完整的經濟安全，中國憑什麼在美蘇爭霸中推動大三角戰略？中國憑什麼能在平等的基礎上和美國逐步實現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