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皮糖是湖南一種糖塊，稻米精製，粘力很強，一般是幾斤或十多斤重，吃時須用鐵錘一小塊一小塊地敲下來。出身湖南的毛澤東巧藉此法，形象地說明了對美國軍隊作戰的原則。“零敲牛皮糖”因此成為打小殲滅戰的代名詞。

志願軍貫徹“零敲牛皮糖”的作戰原則，1952年秋季，在統一計劃下，全線發動戰術性反擊作戰，同時對“聯合國軍”營以下兵力防守的60個陣地進攻77次，殲敵萬餘人。

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和軍委賀電，予以高度讚揚，指出：“此種作戰方法，繼續實行下去，必能制敵死命，必能迫使敵人採取妥協辦法結束朝鮮戰爭”。

兵法之道，變則通，通則勝。先打弱敵，後打強敵，道理簡單，運用困難。但毛澤東卻將它發揮至極致，運用至化境，並上升到改變交戰雙方力量對比、決定戰爭勝負的戰略高度。戰法決定程序，時間決定結局，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戰局的發展就是在這種轉換中被牢牢掌控在毛澤東的手中，直至奪取戰爭最後的勝利。

毛澤東對這一過程有過一次很好的描述：戰爭初期要小打，集中十倍八倍的兵力先消滅敵人兩個營，兩個團，兩個師，有了經驗，有了把握之後，再逐步擴大，逼著敵人逐步增兵，一個一個吃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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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戰略持久　戰役速決（1）

中國現代史的大幕一經拉開，亂雲飛渡的廬山，曾見過多少人間風雨。

1933年夏天，蔣介石在此主持軍官訓練班研究“剿共”戰術。他概括國民黨軍的作戰原則：“戰略上取攻勢，戰術上取守勢”。而把紅軍的作戰原則稱為：“戰略上取守勢，戰術上取攻勢”。還自信地總結道：“凡戰略上取守勢者未有不敗之理”。他的概括沒有問題，但他的結論卻大錯特錯了。毫無誇張地說：在戰爭指導能力上，蔣介石與毛澤東不在一個層次，因而最終的失敗者就變成了他自己。

毛澤東的戰略守勢可以稱作戰略上的持久戰，戰術攻勢則稱作戰役戰術上的速決戰。毛澤東絕妙地勾畫出戰爭中持久戰與速決戰的辯證關係，解決了中國革命戰爭中防禦與進攻在時間上的矛盾難題，使之成為中國革命戰爭中積極防禦作戰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則，成為轉換敵我優劣形勢的基本手段。

1930年，中國的政治形勢動盪不已。在南京建立中央政權的國民黨陷入激烈的內部權力爭鬥，各派勢力勾心鬥角，進而兵戎相見，新軍閥混戰全面爆發。

中國共產黨人則經歷了大革命失敗後的力量積蓄與發展，重新走向興旺。武裝鬥爭的星星之火，逐漸發展成為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燎原烈焰。紅色根據地星羅棋佈，主力紅軍發展到約7萬人，地方武裝發展到3萬人。

對這種形勢，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負責人作出了一個非常樂觀的估計：中國革命已經到了大決戰的前夜，“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因此確定了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組織全國總暴動的軍事計劃，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對這個熱血沸騰的軍事計劃，在贛南、閩西率軍苦戰的毛澤東卻難以激動。他後來評價此事時說“‘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

姚有志（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原部長、博士生導師）毛澤東認為：“中國的反動勢力，是許多帝國主義支援的，國內革命勢力沒有聚集到足以突破內外敵人的主要陣地以前，國際革命勢力沒有打破和鉗制大部分國際反動勢力以前，我們的革命戰爭依然是持久的”。他當然知道，“在戰爭問題上，古今中外也都無不要求速決，曠日持久總是認為不利。”但他斬釘截鐵地說：“唯獨中國的戰爭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對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戰對待之。”

“左”傾冒險主義者當然聽不進這番話，稱毛澤東有著“區域的保守觀念”和“狹隘的游擊戰略”，妨害紅軍的發展，“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指責毛澤東等人是“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機會主義的錯誤”，並派出專人到紅4軍督戰，嚴令部隊進攻南昌。

7月，毛澤東、朱德率領新組建的紅1軍團向南昌推進。中央的指示必須執行，當看到南昌城防堅固、敵軍力量強大，紅軍根本不具備硬攻的條件時，毛澤東派部隊隔江鳴槍，以示紀念南昌起義三週年，爾後迅速北上，在國民黨軍兵力空虛的安義、奉新發動群眾、擴大紅軍，使部隊避免了一次可能的損失。

毛澤東不打南昌，決不是消極避戰。一旦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