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嗎？”這是2006年4月，30多位中國內地著名的企業家在香港集體拜會李嘉誠先生時，李嘉誠向大家作的開場白。李嘉誠在這裡提到了自我反省，可見成功的企業家對於反省這種自律能力給予了充分重視。

管理者要自我反省、自我修正（2）

20世紀90年代，三星集團就受困於“大企業大製造”的錯誤思想。國內汽車產業產能明明已經過剩，但*熙仍然在汽車業務上投資了數億美元。他建立的三星汽車公司很快就債臺高築，2000年被迫低價出售給雷諾汽車公司。

此舉嚴重拖累了三星集團，*熙也被投資者批評為一個“失敗的管理者”。這個時候，向來嚴格要求自己、時時處處做實踐企業制度和企業精神表率的*熙勇敢地承擔起了這項決策失誤的責任，他一次性地捐獻出了20億韓元的個人財產，承擔了幾乎全部投資汽車領域失敗的責任。三星集團釋出這個公告後，投資者都驚呆了，原本正在等待裁員的員工們眼中閃爍著淚花，《財富》雜誌則稱讚*熙是“為錯誤的投資決策承擔責任的CEO”。

可以說，如果這位總裁沒有絲毫的自我反省、嚴格自律、勇擔責任的精神，三星公司恐怕早就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了。

山東省勞動模範、龍礦集團梁家煤礦黨委書記、礦長周建民認為，要建立良好的企業文化，首先要有一位以身作則、言傳身教的好領導，也就是“厚道人”。作為一個嚴格自律的管理者，應該具有這樣的優秀品質：責任是我的，成功是大家的。成功的管理者寧願自己承擔責任，因為有人承擔責任，總比沒有人承擔責任好；成功的管理者寧願推讓功勞，即便是被人搶去功勞，也總勝過大家一起失敗。

周恩來總理就是這樣一位具有推功攬過的美德和修養的傑出領導者。周恩來總理是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同志曾多次請示中央準備用紀錄片、故事片等形式反映和歌頌他的光輝史績，但都由於周總理的不同意而一次又一次地取消了攝製計劃。1959　年，軍事博物館正式展出之前，周總理親自去審查。當講解員介紹“八一”南昌起義是在周恩來同志的領導下獲得成功的時候，周總理立刻打斷說：“怎麼是我領導的呢？是黨派我去的嘛，是黨領導的！”他嚴肅地要求把解說詞改正過來。接著，就越過南昌起義部分，去看後面的陳列了。

也許有人認為在功勞面前謙虛退讓比較容易做到，可是在錯誤和責任面前卻很少有人能夠大聲地坦率地說：“這是我的責任！”然而，周恩來總理卻能夠做到這一點。他一生中有過失誤，也犯過錯誤。但他襟懷坦蕩，嚴於律己，對自己的缺點錯誤，從不隱瞞，從不文過飾非，更不會諉過於人。他說，一個領導者“應該永遠*裸地站在群眾面前。我們不希望我們的同志偶像般地來看領導，要具體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一個好的領導，即使夠，也還要看有什麼缺點，幫助他改正”。

1954年7月21日下午是日內瓦會議宣言透過的日子，周恩來總理囑咐一位新華社記者，下午不必去開會了，就在房間裡拿著宣言的初稿等通知，每修改或者透過一段就由電臺向北京發一段。記者按照總理的安排，每接到一個電話，就改正一段，然後用剪刀剪下來送往電臺。由於辦公桌靠近窗戶，被剪成一段一段的原稿有的被風吹走了，記者一時沒注意到這個情況，以致發回北京的電文比其他通訊社的電文少了幾段。當發現時，《人民日報》已經印了24萬份。總理知道後，非常生氣。可是當記者準備好了接受批評時，總理卻說：“你來了，到機要室去看看我給中央的電報，然後趕快補救，北京還等著呢。”　總理在給中央親筆寫的電報裡，根本沒有提到記者，只說自己“應負失職之責，請中央給予處分”。電文漏發責任主要在記者，但周總理卻主動承擔了責任，請中央給予處分。這體現了總理對下屬的寬容和包涵，對工作的負責。

古人云：五戒難，最難盜戒（盜物、盜名、盜光陰）。貪圖名利和富貴是人之常情，但是絕不能攬功諉過，更不能沽名釣譽，為了自己的名利而坑害他人。而且，一個成功的管理者必定是一個具有推功攬過的美德和修養的管理者。所謂推功，就是不要把團隊的功勞據為己有，而是多分一點兒給你的同事；所謂攬過，就是當遇到責任或過失時，不要把自己摘得乾乾淨淨，要多論己過，少責人非，要多承擔一點責任在自己的肩頭。不要問這是為什麼，只因為你是這個部門、這個團隊、這個企業的管理者。你推出去的功勞，早晚也會是你的；你不攬過來的過失，也早晚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