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覺醒了。

張石銘的宋版書中還有兩部很有意思的書，即《北山小集》和《李賀歌詩編》，這兩部書都是利用當時廢舊的公文紙的背面印製的，用的是宋孝宗乾道年間（1165~1173），手寫的官府賬簿冊紙，其中官銜和人名、年月和記項，均歷歷可辨，甚至上面還留下了不少宋代的關防朱印，這真是一部難得的八百多年前的官府經濟史料。《李賀歌詩編》在20世紀70年代，已由臺灣中央圖書館以線裝仿古的形式印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在粉碎“四人幫”後的最初幾年中，印行了此書，是屬於“文革”之後最早解禁的古籍之一，可見其受重視的程度。當時還有種說法，說是毛澤東很喜歡“三李”的詩歌。三李是指李白、李賀、李商隱。既然是偉大領袖喜歡讀的書，自然是古典文學中的精華了，其社會影響就遠遠超過它的版本價值和學術價值，成了印刷數十萬冊的暢銷書。這大概是張石銘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吧。

其次是有數量驚人的抄本、稿本和名人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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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石銘適園藏書譽滿天下（2）

一般的藏書家，收藏的印刷本總是要超過手抄本和稿本，因為畢竟印刷本總體數量要比手抄本和稿本要多得多，也就更容易獲得些。而適園藏書與眾不同的是，刊印本和抄稿本竟達到了相埒的地步——他那920部左右的善本中，抄本、稿本和刊印本竟都在460部上下，各佔半數，其中黃跋本（黃丕烈校跋）就有一百多部，這是張石銘藏書的最大特點，很能說明他與眾不同的性格。11

這些抄本中有很多是名家精抄之作，其中有不少是朱學勤的“結一廬”、張蓉鏡的“小琅 福地”、吳騫的“拜經樓”、顧沅的“藝海樓”等藏書家的舊藏，而這幾家原先都是以收藏或從事抄書著名的。張芹伯在其父親的基礎上繼續努力，又陸續收入了韓應陛的“讀有用書齋”、海鹽張氏的“涉園”藏書中的不少抄本。楊守敬從日本抄回的珍籍善本，也有13部讓歸張石銘，這就使得適園藏書又上了一個臺階。這些抄本中最具版本學價值的，是44部影宋抄本，可供校勘訂正明清刊本之用。

1941年冬天鄭振鐸先生從張家收購這批古籍完畢之後，曾向當時設在重慶的文化部彙報工作，報告中以非常動情的筆調論述了這批藏書的史料和版本價值（詳情後敘）。

5。孫中山先生的摯友張靜江（1）

中國人大賺法國錢的第一人

張靜江（1877~1950，譜名增澄，字靜江、人傑，別署飲光、臥禪），在南潯老家時原本一公子哥兒。據其六弟張久香在《二兄行述》中回憶說：“二兄幼時，性殊頑劣，而智異常童。成年即患骨痛症及目疾，雖不良於行，仍精騎術，每於故鄉南潯狹巷小街馳騁自如，見者無不驚歎，以為奇技。”（南潯老鄉中至今傳說，張靜江的腿疾緣於騎馬摔傷）又說：“二兄好弈，於燕寢之餘，圍棋解悶，兄弟相與抵掌論列是非。”又說他好交友，尚豪俠，喜冒險，故以“人傑”自名。1但是真正令他出人頭地，使他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留得英名的，還是在他遠赴法國之後。

光緒二十八年（1902），張靜江以隨員的身份，隨同清廷駐法國公使孫寶琦出使法國。這一千載難逢的機緣，最初是他的丈人，前清翰林、山東學臺、蘇州人姚菊岐（丙然）給搭的“橋”。2

姚菊岐是晚清高陽相國、軍機大臣李鴻藻的門生，與李鴻藻的另一門生黃思永（慎之，北京工藝局總辦兼英文學校校長）為同年。有一年黃思永擺宴請客，張靜江隨同岳丈也去捧場，在宴席上認識了黃氏父子及李鴻藻的兒子李石曾（煜瀛）。張靜江與李石曾原本一南一北，相隔萬里，根本不搭界，沒想到竟一見如故，尤其對於時局和政治，兩人的觀點非常相似，於是相見恨晚，立馬訂交，時間約在1900年左右。

兩年後，李石曾獲得一個偶然的機會要到法國去了。因為李家的鄰居孫寶琦（字慕韓，晚清曾任直隸道臺，民國後曾任國務總理。其父孫詒經是光緒帝師之一）將赴法出任清廷駐法國公使，李石曾透過父輩的關係，得以以隨員的身份隨孫寶琦同去。事情被張靜江得知後，他羨慕極了，覺得這對自己來說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良機，於是透過李石曾去央告公使大人，要求也帶他同去。孫寶琦，好好先生一個，從不願得罪人，又素聞南潯張家賢達，反正帶一個也是帶，帶兩個也是帶，就一併答應了下來。他在庚子年間保駕朝廷“西狩”是有功的，所以他的呈請也容易得到認可。

孫寶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