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旅遊觀光的必到之處，最後竟發展成巴黎知識界，尤其是西方漢學家們的聚會場所，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高階沙龍。而革命黨的許多重要會議也曾在這個茶館裡召開。7

那時張靜江得天時地利之助，不僅貨源充足，而且每兩個月就可以銷出一批貨，一年可週轉6次，其獲利之巨，可以想見。總之，張靜江在巴黎的確旗開得勝，鈔票不知賺了多少，成為中國人大賺法國人錢的第一人。用他的賬房先生李力經的話來說就是：“獲利之巨，無法估計。”8

旅法華人中的“三劍客”

人的命運有時會因一些意想不到的偶然因素，而變得異彩紛呈、波瀾壯闊。張靜江一生的命運就跟他的幾次奇遇大有關係。如同他在北京的宴會上遇到了李石曾，從而帶出了他赴法經商的經歷一樣，他於1905年在法國又遇到了吳稚暉（吳稚暉慕名前去訪問他）。這一相遇非同小可，把一個商人的張靜江，居然變成了一個熱衷無政府主義宣傳的張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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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孫中山先生的摯友張靜江（3）

當時的巴黎，是各種社會思潮的薈萃之地，無政府主義也是當時社會主義思潮中的一個派別。張靜江受到無政府主義宣傳的影響，思想銳進，言論開放，儼然以中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宣傳家自居，在公開場合大發議論，逐漸在留學生中出了名。他思想激進，但公開身份卻是清廷駐法國公使館的一個外交官，所以他的過激言論就受到了懷疑，甚至有人懷疑他是清廷派到旅歐學界的間諜，有一次還差一點捱了打。這使得張靜江的處境就十分尷尬，他沒有料到事情竟會是這樣。但是他很快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的確是個主張思想解放、實行社會改革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革命派。9

吳稚暉也是一個民國奇人，其性格上的豪邁不羈，比起張靜江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大張靜江12歲，在日本時，曾因中國駐日本公使蔡鈞（和甫）不肯保送留學生進成城學校之事，而率眾大鬧公使館，最後被日警押解出境，由蔡元培先生陪伴回國。他回國後參與創辦愛國學社，又為《蘇報》撰文抨擊清廷。1903年《蘇報》案發，他被懷疑告密而出走倫敦、巴黎，當時是個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家。他與張靜江的見面頗似當年李石曾與張靜江的見面，兩人一見面就長話不止，感慨萬分，幾乎在所有的問題上都能看法一致，一拍即合。他們兩人又都認識李石曾，共同語言就更多了。

張之識李，已如前述。吳之識李，則首先是因認識了李鴻藻。當初吳稚暉參加壬辰科（光緒十八年）會試時，李鴻藻就是四總裁之一，因此亦可以師生視之。後來李家老太爺請齊令辰先生（齊竺山、齊如山、齊壽山之父）來家教讀，王照（小航，甲午進士，也是李鴻藻的門生）也常往來於李氏家塾中，李石曾從王照的談話中，多次聽到吳稚暉的大名。所以在李石曾赴法前到上海等乘法國郵輪時，即去訪問過吳稚暉。現在他們三人都到了巴黎，來到了一個無政府主義思潮盛行的、最適合他們的性情發展的自由世界，他們的滿腹經綸就算找到共同的噴發點了。10

為張靜江管過三十年賬的賬房先生李力經在《漫談張靜江》一文中說，吳稚暉終年布衣大褂，手攜布傘，說話口無遮攔；李石曾亦是一樣的落拓不羈，蓄著滿口大鬍子，在上海住在張家時，張家的傭人從其床底下發現一大堆髒衣服。他衣服髒了從不交傭人洗，而是上街買新衣服穿。

張靜江的舉止行為倒沒有什麼怪癖之處，但是思想上有時甚至比他們二位走得更遠，篤信西方的所謂無政府、無家庭、無宗教等學說，比起他們兩位似乎更加來得“煞根”（徹底）。其關於男女關係之界說，尤其顛人魂魄，認為：“世人過分重視性的關係，最為錯誤。蓋社會所以劃分男女關係，如此明顯，乃傳統的習慣使然，而種種罪惡即緣是產生。此種習慣未嘗不可改革，譬如我們的手可行握手禮，口可以行接吻禮，則性的關係又何嘗不可用以行禮乎？”11此時還是20世紀初，中國人的思想還在孔孟學說的軌道上，不知那些穿長袍、梳長辮的人們聽之，有沒有昏過去？

儘管如此，他們三人還是非常情投意合的，所以他們合作的產物很快就誕生了。1906年，張靜江與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在巴黎建立了著名的世界社，第二年又刊發了《新世紀》（週刊）雜誌（吳稚暉擔任主編，張靜江供應所需經費）。該刊的宗旨，在其創刊號的“趣意”中指明“本報議論，皆憑公理與良心發揮，冀為一種刻刻進化，日日更新之革命報”。還出版新世紀叢書和大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