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國家經驗在裡面。他在親自撰寫的《道德經序》中深有感觸地說，自即位以來，對前代哲王的治國之道一無所知，心裡很是著急（宵晝遑遑），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天偶然讀到《道德經》，見書上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早上十人被殺，晚上仍有百人鋌而走險，這豈不是和經書所說的一樣？於是罷極刑，而改為勞動改造。野史上說，朱元璋一次獨上寺院，一高人在寺壁上題了一首墨跡未乾的詩，勸朱元璋行政不免和氣些。作為故事來聽，自然有趣，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明初的反省刑法苛刻，如朱元璋所說，實是受道家的影響。

而把思想收編到儒家上來，這是建元元年（前140），也就是漢武帝即位初年的事。董仲舒在對策中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這可是歷史上極重大的事，直接影響了往後幾千年的文化歷史，史家多以“禁錮思想”一說來認為此政策提出的負面性。已歸道山的柏楊（先生千古）就說：“光芒萬丈的思想學術自由的黃金時代，開始夕陽西下。”我卻不這樣認為。

百家爭鳴，也就是六國的多辯士。這和封建時代的用人制度有關。封建時代，從天子以至官吏都是世襲，龍生龍，鳳生鳳，一般的讀書人想參知政事，只有一途，自薦與遊說。鼓起如簧巧舌，奔走遊說，情形有點像現在的推銷員。張儀一次遭毒打後，回家問妻子，我的舌頭在嗎。回答說，在。張儀說，這就好辦。韓非舌間功夫不強，口吃得厲害，只得以書面上陳見解，錯過了與嬴政的見面，因而見殺，這不是韓非的錯，這有歷史的因緣在裡面。而漢的察舉、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科舉，是把布衣讀書人的入仕之途全面開放了，只要有本事，考個進士，自然不愁無用武之地。因此也就沒有必要遑遑然如喪家之犬。

歷史之所以選擇儒家，自當有其選擇的理由。錢穆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說：“至秦漢以後，中國學術大致歸宗於儒家，此非各家盡被排斥之謂，實是後起儒家能薈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義，將之盡行吸收，融會為一。故在先秦時，盡有百家爭鳴，而秦漢以後，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唯有儒家獨行其道。按諸實際，殊不盡然。此因中國學術精神，乃以社會人群之一人事問題的實際措施為其主要物件，此亦為中國學術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一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錢穆先生持此說，是有理有據的。班固就認為，諸子之說雖然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但合其要歸，也是六經之支與流裔，源頭都可以歸到六經上來。換句話說，儒家在吸納的過程中其學術思想是優於各家的，此即歷史獨青儒家的原因。

此地舊長安

李白《金陵》詩：“晉朝南渡日，此地舊長安。”雖是指晉朝南渡以現在的南京為都城，然文意極好，我於是拿它實指了。故都此時，已然如樂遊原上，夕陽正蒼。而自劉邦開都於此，迄趙宋易都開封，凡一千多年，卻是風月滿長安的。

第二章　治亂因緣（6）

劉邦本是屬意洛陽的，東有成皋，西有殽山、澠池，背靠黃河，南向伊洛二水，也是險峻之地，足可憑恃。群臣大多持此意見。獨婁敬主張定都長安，張良支援他的意見，說：“洛陽雖有這樣穩固的地勢，但中心地區太小，方圓數百里，四面受敵，田地又貧瘠，此非用武之地。而關中地區東有殽山、函谷關，西有隴山、蜀地的岷山，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的富饒資源，北有胡地草場的畜牧之利。三面地勢險要，獨以一面東向牽制諸侯（此易守難攻之地）。倘若天下安定，可以透過黃河、渭河水路運轉天下糧食，西給京師。如果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將關中糧草運抵前線。這就是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了。婁敬的意見是對的。”見《通鑑》卷十一。原文：“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成語“高屋建瓴”即出於此。劉邦即日車駕都長安。

劉邦的善採納意見，亦於此見之。當時群臣多是山東人（山東，史上所指不同，漢時則是指殽山以東地區），因此主張定都洛陽的呼聲甚高，洛陽且是周時舊都，已有一定的城市規模，不比長安，還只是一個鄉邑。劉邦肯定是要力排眾議的。

長安的前身，不過是一個藉藉無聞的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