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託·波拉尼奧及其《荒野偵探》（1）

1976年，一個留著凌亂的頭髮、戴著飛行員式眼鏡的23歲的年輕人站在墨西哥城甘迪書店裡，這是幾家很不明智地免費讓他看書的幾家書店之一。這位年輕人在讀一篇宣言，宣言號召他的詩友們為文學放棄一切，讓大家以蘭波為榜樣，開始上路。他說，真正的詩人應該走出咖啡屋，與“神槍手、孤獨的牛仔們……煩人的超市顧客等等這些為數眾多又各自為政的人們打成一片，”匯入這些聰明、孤獨、無人關注、屢遭鄙視的人流中去。

這篇標題叫《再次拋棄一切》的宣言是一個名為超現實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檔案。這個年輕人叫羅伯託？波拉尼奧。在此後的20年間，他信守自己的諾言生活，白天干著最卑賤的這樣那樣的活兒，晚上則堅持寫作。但是在短暫一生的最後歲月，發表了長篇小說《荒野偵探》後，他才徹底打破自己在宣言中的承諾。用西班牙小說家安裡克？維拉？馬塔斯的話說，這部小說“標誌著‘大爆炸’時期的大師及其所代表的地方色彩開始要終結了。”從1970年代以來，還沒有哪本長篇小說對拉美文學產生過更大的影響。

1998年《荒野偵探》出現之時，拉美小說仍然存在兩個涇渭分明的陣營：一派立場鮮明地崇拜和學習以“大爆炸”著稱的60年代的著名作家們，一派則決心拒斥他們的影響。對許多北美作家來說，“大爆炸”幾乎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同義詞，事實上它是一場眾多天才共同製造的大爆炸。加西亞？馬爾克斯不過是那群重要作家中的一員，可以說是這群作家共同揭開了戰後幾十年間拉美文學的繁榮。他們包括：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胡里奧？科塔薩爾、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安？魯爾弗、何塞？萊薩馬？利馬等。在他們之前，每個拉美國家的文學幾乎完全侷限於本國內部，而且每個國家的文學都喜歡強調自己的民族性。在智利作家何塞？多諾索的記憶中，要想在阿根廷的書店裡找本智利出版的書是很難的。有趣的文學新作似乎都有待翻譯。

大爆炸改變了這一局面，因為受卡夫卡對官僚體制的諷刺和福克納地方傳說影響和啟發的作家們，對本民族的精神可能吃得更加深透。現代小說中寓言家們的變形同時給他們指明瞭描述和超越自己時代和地方侷限的道路：他們生活的那片大陸上，技術的突飛猛進和令人髮指的赤貧、*政府、異想天開的傳統並存不悖。他們的作品形式也千變萬化：有科塔薩爾機智詼諧、表現城市困惑的短篇小說，有加西亞？馬爾克斯描寫農村奇思妙想的長篇編年史，有略薩結構複雜、反映壓抑和情慾冒險的故事。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所有這些作品描寫的都是舶來的現代性和更加古老的幻想生活的重疊交織。

大爆炸文學的模仿者的數量可以兵團計，然而在波拉尼奧和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看來，他們不過是在販賣某種異國情調的陳詞濫調：什麼*者、*、族長、鬼魂之類的東西，只是為了出口而已。這種狀況在拉美已經發生了改變。在很大程度上，*者已經成為過去。資本主義、世界銀行、跨國毒品交易這些邪惡的新面孔取代了軍事*者、敢死隊和政治*。大爆炸年代的幽靈和恐怖已經逐漸從本土淡出。

1990年代的某些作家，如墨西哥的豪爾赫？博爾比和伊格納西奧？帕迪略已經把他們的小說的背景放在歐洲或者疑似歐洲的國家。另外一些作家，如智利的阿爾韋託？富格特更借重北美作家佈雷特？伊斯頓？埃利斯的路子，關注的是迷失在淺薄的北美大眾文化中的拉美中上層階級的生活。總而言之，他們都是實用主義的叛逆者，這點也昭然若揭。他們缺乏新生活、自由的想象力，需要創作出具有刺激性和活力的而非保守的作品。

羅伯託·波拉尼奧及其《荒野偵探》（2）

羅伯託？波拉尼奧於1953年出生於智利的聖地亞哥，先後在智利的很多落後小鎮度過童年時代。父親萊昂？波拉尼奧是一個卡車司機和業餘拳擊手，母親維多利亞？阿瓦諾斯在學校教數學和統計。

後來，波拉尼奧很少談論自己的童年時代。據母親說，他剛剛三歲的時候就開始自學閱讀，7歲的時候就已經寫出一篇小說，講述幾隻母雞愛上了鴨子，令畜欄的其他動物感到愕然。他最早的文學記憶之一就是聽母親大聲朗讀聶魯達的詩集《20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

1968年，波拉尼奧舉家遷到墨西哥城。對波拉尼奧來說，他的青春就是從那裡開始的。他經常逃學，就是為了讀自己喜歡的書和寫東西，常有青春期的叛逆之舉，假期也不例外。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