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我看見他們乘著一輛破破爛爛的黑色凱迪拉克消失在內特薩瓦爾科尤特爾的貧民窟裡，帕斯在後備箱裡顛著滾著，但我迅速恢復了正常。肯定是我太緊張了，或者從起義者廣場上（我們就坐在人行道上聊天）刮來的陣風挖掘著行人和司機內心最瘋狂的念頭。我再次拒絕了他的邀請，他仍然堅持不懈。我想告訴你的東西，他說，將動搖墨西哥詩歌的基礎。他甚至都說到了拉美詩歌的基礎。但還沒有說世界詩歌的基礎。你可以說他狂妄的吹噓僅限於西班牙語世界。他告訴我的事情會顛覆西班牙語詩歌。好啊，我說，找到胡安娜修女的未刊手稿了？或者發現胡安娜修女寫的墨西哥命運預言書了？不是，當然不是，那是本能現實主義者們曾經找過但永遠不會看到的17世紀的失蹤藏書。那是什麼？我問。到我住的地方才會告訴你，盧西歐斯？思肯說著把手搭在我肩上，好像要把我拉近些，好像又要請我在普雷亞波恐怖的舞池裡跳舞。

我開始戰慄起來，他注意到了。為什麼最倒黴的事兒都讓我碰上了呢？我想，為什麼我就會吸引那種最陰鬱、最缺乏教養、最絕望的人呢？我每年這樣捫心自問兩次。至今還沒有找到答案。我告訴他，我有一個朋友畫室的鑰匙。我們可以上那兒去，很近，步行可到，他可以在路上告訴我想說的事情，我以為他不肯答應，但他卻答應了。忽然，夜色顯得很柔美，風不颳了，我們步行過去時只有微風相伴。他開始講了，但坦率地說，他說的事兒我幾乎全忘了。我頭腦中只有一個念頭，一個希望：那晚埃米里奧別在他的畫室（埃米里奧托？拉古納，他如今在波士頓學建築，父母受夠了他在墨西哥的小資生活，打發他走了：要麼去波士頓拿個建築學位，要麼找份工作幹），我還希望那裡不要有他的任何朋友，後半夜不要有人——天哪——出現在畫室附近。我的祈禱應驗了。不僅畫室裡沒有人，而且還很乾淨，好像拉古納家的用人收拾好後剛剛離去。思肯說這個畫室太棒了，這種地方讓你不由得想畫畫，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面對此情此景，我很難過，但又很難為情——比難為情還要糟糕），我開始給他看埃米里奧的畫，我想不起還有什麼更好的事兒可幹，我把這些畫布貼著牆豎起來，聽著他在我身後喃喃讚賞或者評論（他對油畫一無所知），畫不斷被擺出來，我想最近埃米里奧還真畫了不少，誰都會這麼想，除非是他的朋友們畫的，這種可能性很大，因為我只掃了一眼就發現風格不止一種，特別是幾張紅色的非常帕倫［1］帕倫（Wolfgang　Paalen，1905—1959），奧地利抽象畫家，1939年應芙烈達？卡蘿邀請，到墨西哥定居作畫。［1］風格的畫，樣式比較固定。可是誰在乎呢？事實上，我對這些畫根本不以為然，但我沒有這種原創的才華，四壁全擺滿埃米里奧的畫後，我轉過身，汗水淋漓，問思肯覺得怎麼樣，他面帶邪惡的微笑說，我完全沒必要費這個勁。說的沒錯，我想，我這是蒙自己，幹完了這個，我全身灰塵，臭汗淋漓。接著，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說你流了這麼多汗，問我畫室有沒有衛生間，他去衝個澡。你也需要洗一下，他說。我說，可能聲音特別細小，是啊，這兒有淋浴器，但我覺得可能沒熱水。他說挺好，冷水更好，我經常洗冷水澡，樓頂上是不供熱水的。我不情願地走進衛生間，脫掉衣服，開啟龍頭，冷水的激流差點把我擊暈了，我的肌肉縮了起來，最後竟然感覺全身都是骨頭。我閉上眼睛，我也許都喊叫了，後來他也來洗了，用胳膊摟住了我。

第二部荒野偵探（15）

下面的細節我不想透露，我至今仍然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幾個小時後，我們在黑暗中躺下，我問誰給他取的盧西歐斯？思肯這個名字，如此富於暗示性，如此貼切。這就是我的名字，他說。嗯，我說，挺好，是你的名字，但誰取的？我想了解你的一切。做完那事後你再說這種話就顯得有些蠻橫和愚蠢。他說：瑪麗亞？芬特，接著又不言語了，好像忽然被記憶擊潰。在黑暗中，我覺得他的側影顯得很憂傷，心事重重而憂傷。我問，也許語氣中帶有一絲諷刺意味（也許嫉妒心左右了我，但我也覺得很憂傷），不知瑪麗亞？芬特是不是獲勞拉？達米安獎的那位。不是，他說，獲獎的是安格麗卡，瑪麗亞是她的姐姐。他說了更多安格麗卡的事，我現在想不起來具體內容了。這個問題好像自然從我嘴裡迸出：你跟瑪麗亞睡過覺嗎？他的答覆（我的天，思肯的側影多麼憂傷漂亮）令人崩潰。他說：我跟墨西哥的每個詩人都睡過覺。當時我本應要麼保持沉默，要麼抱住他，但我什麼也沒有做，而是不斷地問他問題，而且問題一個比一個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