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聽別人講這個故事，在他們的講述版本中，這個女人關在衛生間裡十五天沒有吃東西，是個學醫的學生或是託雷？德？雷克托里亞的一個秘書，不是沒有證件沒有工作，甚至沒有地方擱一下腦袋的烏拉圭人。有些版本中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女人而是個男人，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學生或者一個患腸胃病的教授。我聆聽這些故事，這些有關我的故事的不同版本時，總是一言不發（特別是沒有喝醉的時候）。如果喝醉了，我就儘量低調處之。根本沒有這回事，我說，這是大學裡的傳說，是城市傳奇，這時他們就盯住我說：奧克西里奧，你是墨西哥詩歌之母。我說（如果喝醉了就會吼叫）：不，我誰的母親都不是，不過我認識他們所有的人，所有墨西哥城的年輕詩人，那些出生在這裡和外省來的年輕人，還有那些乘著風潮從拉美其他地方刮到這裡的人，我愛他們所有的人。　。。

第二部荒野偵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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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馬德奧？薩爾瓦鐵拉，委內瑞拉大街，宗教審判廣場附近，墨西哥城聯邦區，1976年1月。

接著我對他們說：好吧，小夥子們，如果這瓶梅斯卡爾酒喝光了我們該怎麼辦？他們說：我們下樓再去買一瓶，薩爾瓦鐵拉先生，阿馬德奧，別擔心。因為心裡踏實了，或者至少受到了鼓舞，我美美地喝了一口，把杯子一傾而空。過去他們釀的梅斯卡爾酒醇美之至，在我們國家也算得上最好的了，沒錯，先生，我站起來，走到自己的藏書前，落滿灰塵的藏書——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擦過書架了！——不是我不再愛護那些書，肯定不是，而是因為生活把我們弄得如此脆弱，同時還不斷地麻痺我們（幾乎讓我們難以察覺，先生們），有些人，儘管我沒有碰到這種事，甚至被搞得恍恍惚惚，有的最後落得個只剩個從中分裂的左半邊大腦，這是描述記憶問題的一種說法，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話。兩個小夥子也從座位上站起來，我能感覺得出他們在我脖頸背後呼吸的氣息，當然這只是形容而已，我沒有轉過身，問吉爾曼或者阿克萊斯、曼努埃爾說我提到過幹什麼工作了沒有，我靠什麼生活。他們說沒有，阿馬德奧，誰也沒有對我們說過任何這方面的事兒。接著我很排場地說，我寫作，我想我一定笑了，或者咳嗽長達好幾秒，我靠寫作為生，小夥子們，我說，我和帕斯是這個可惡的國家僅有的兩個靠寫作謀生的人。他們呢，當然，依然令人激動地沉默不語，如果你允許我這樣說的話。就像人們說吉爾韋託？歐文那樣沉默著。接著，我依然背對他們，盯著我的藏書的書脊說：我就在附近上班，在聖託？多明戈廣場裡，我主要寫訴狀、禱詞和書信，我又笑了，笑聲的力量激起書裡的塵土，這時書名、作者以及我放著昔日沒有發表的文稿的夾子能看得更清楚了。他們也笑了，一陣短促的大笑從我的脖頸背後掃過去，這兩個小夥子挺剋制，直到我終於設法找到了要尋找的那個夾子。給你們，我說，我的生平，順便說一下也是塞薩雷亞平生留下的一切都在這兒了。有意思的事情出現了，先生們：他們並沒有貪婪地撲向資料夾，然後迅速翻閱這些資料，而是站在那裡問我寫不寫情書。我什麼樣的書信都寫，孩子們，我告訴他們，然後把夾子放在地板上，又在杯子裡斟滿蘇西達斯牌酒，母親給孩子的信，孩子給父親的信，女人給獄中丈夫的信，當然還有情人的信，情書寫來最妙，一來天真爛漫，二來又那麼情慾纏綿，簡直就像雜貨店老闆的貨架，各種東西無所不包，有時捉刀人還會新增些自己的創意。多美妙的工作啊，兩個小夥子說。在聖託？多明戈的拱門下度過三十年後，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我說著開啟夾子，開始瀏覽那些資料，尋找我擁有的惟一的一份《卡沃爾卡》，那份塞薩雷亞懷著極其隱秘和興奮的心情編輯的雜誌。

華金？芬特，埃爾？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萊昂納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聯邦區郊外，1977年1月。

有些書你無聊的時候可以看。這樣的書多不勝數。有些書你平心靜氣的時候可以看。在我看來，這種書最好。有些書你憂傷的時候可以看。有些書你開心的時候可以看。有些書你渴求知識的時候可以看。有些書你絕望的時候可以看。烏里塞斯？利馬和貝拉諾他們想寫的就是這種書。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我們不妨以一個普通讀者為例，這個人頭腦冷靜、成熟、受過教育，過著多少還算健康的生活。經常買書和文學雜誌。你可以拿他為範例。這種人會讀你平心靜氣的時候寫的東西，但讀其他任何種類的書時都會帶著一副批評挑剔的眼光，公正冷靜，不會有荒唐或者令人惋惜的共犯之嫌。我是這麼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