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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身為禮賓司負責人的海容也在城樓上。這天來的外賓很多，忙於照顧他們的海容，沒有意識到斯諾出現的重要性。在那樣的場合接待斯諾，是外公特意安排的。耐人尋味的是，當天的新華社電訊並沒有格外把筆墨放在斯諾身上，只是把他放在參加慶祝大會以及被會見人士名單的最後。放“試探氣球”的機會是需要等待的。

去天安門是為了檢閱國慶遊行。沒有人想到，這是外公最後一次登上天安門城樓，最後一次檢閱遊行隊伍。一年過後的又一個國慶節是靜悄悄過去的，我外公與斯諾——這對老友很快都病倒了。

外公急令

在城樓上，外公和斯諾約定的是“以後再談”。10月12日，周總理在外交部“關於毛主席接見斯諾的安排建議”上寫道：“建議在最近幾天，主席接見斯諾一次。斯諾原定十月十五日外出，如主席同意在最近幾天接見，也可推遲斯諾夫婦外出。主席哪天接見，是否讓他夫人參加，哪些人陪見，可否照像，均請主席決定示知。”

外公在此件上批示：“可以，擬多聽他談些國際情況。”

然而，斯諾對外公的採訪並未安排在10月15日之前，其間是否發生過什麼變故，我不得而知。繁雜的國事牽扯了老人家的精力，外公再次與斯諾見面已是該年冬天。

1970年12月18日，清晨5時許，天還黑著。在朝內大街外交部辦公樓熟睡的海容被電話鈴聲驚醒了。電話是外公的護士長吳旭君打來的，她告訴海容：“主席馬上要見斯諾，就你和唐聞生兩個參加。你們告訴斯諾，一個老朋友要見他。快來！”

海容愣了一下，她還沒有完全醒過神兒來。 外公急令，海容不敢有分秒耽誤。她趕快把自己的搭檔唐聞生從被窩裡“拽”了起來。

中南海派來的車隨即到達，接王海容、唐聞生去游泳池外公住處。她們當面接受了外公佈置的任務，便登車前往斯諾住地，北京當時最高階的涉外飯店——北京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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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見斯諾

為什麼外公突如其來提出會見老友斯諾？據已披露的材料及老同志的分析，是因為“###”（即《參考資料》）介紹了斯諾的文章。

原來，1970年12月13日，義大利《時代》週刊發表了斯諾一篇文章，內容是周總理接見他的情況。新華社隨即把此訊息編入《參考資料》。外公得知後，立即調閱全文。那麼，這篇文章到底有什麼與眾不同呢？

原來，斯諾據“五二○宣告”做出判斷：中美有可能站到“反帝統一戰線”中來。原文是這樣寫的：“目前，中國已經擺脫了‘文化革命’所造成的長期嚴重的‘倒退’，恢復了自己同外界的聯絡，很明顯，中國要建立一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按照毛主席五月二十日的宣告，這一戰線並不排除美國人。”這可是一項重大發現！雖然“反帝統一戰線”的說法並不確切，但想必外公已有覓得知音、興奮不已的感覺。

清晨造訪

海容她們趕到北京飯店時，天光尚早，為了儘量少打擾斯諾，決定先打房間電話。在服務檯查到號碼後，聞生阿姨撥了幾回，都是無人接聽。無奈之下，只好敲門。斯諾住的是套間，在對著服務檯的兩條過道上各開一門。她們硬著頭皮，分頭去敲，又敲了半天。睡眼惺忪的斯諾夫人洛伊斯終於開啟房門。唐聞生迎上前去，語含歉意同時也很急促地用英語告訴她：“有一位老朋友要見斯諾先生，請他現在就跟我們走。”

洛伊斯幫斯諾找來出門穿的衣服，王海容、唐聞生陪斯諾同車前往中南海，留下不知所以的洛伊斯一個人在北京飯店等待。海容還告訴我一則趣聞：當時有專人負責接待斯諾。到了白天，發現斯諾不見了，問他夫人也不知道。失蹤了？負責接待的人急得不行，把老先生丟了……

難得的長談

中南海對於斯諾來說並不陌生，1960年他來過豐澤園做客。1966年8月18日，外公從豐澤園搬到游泳池，斯諾是他在這裡會見的第一位外賓。

很快，載著斯諾一行的車停在游泳池門前，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和副主任張耀祠上前問候，他們是負責外公安全警衛的最高領導。斯諾從他們的軍裝和身份上判斷，這是兩位將軍（汪東興、張耀祠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斯諾由汪東興、張耀祠引路，穿越長長的過道，來到一個寬敞的房間——外公的書房。“毛的寬敞的書房裡四面都是書架，上面擺滿了數以百計的中文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