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看過。她習慣以點代面。事實上，她很少去電影院，直到她生命的最後幾年，當她出現在電視中時，她才看一些電影。

她公開對電影說一些報復性的語言。除了雅克　·　塔蒂和讓…呂克　·　戈達爾，她看不起所有活著的電影人。對她的同輩作家，她可一點也不寬容。“薩特，那不是一個作家。”“薩特過於聰明。”至於西蒙娜　·　德　·　波伏瓦，“太過分了，你知道，她曾問一個剛開始寫作的小夥子：‘你有什麼要說的？’”她直截了當，大大地嘲笑波伏瓦，漂亮的牙齒閃閃發亮：“寫作，與有話可說相反。如果知道的話，就沒有必要寫出來了。”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朋友，他成功地出版了幾本書，她表示懷疑，大聲地說出了心裡話：“他在寫，是的，所以人們說他是個作家。以為是在寫作，這就夠了。”她像命令似的建議我：“我希望你別相信評論家。只有出版商讀那些東西。”

幾年後，她對揚說：“因為你是個作家，所以你不寫作。”對她來說，這是一種恭維（就揚來說，這也許是一種解脫）。

我也有些朋友，他們不寫作，但他們是作家。他們明辨事非，有點羞怯。但他們的深刻、他們對詞彙的愛，他們總能準確地觸及事物焦點的目光激發起人們的靈感。這些沉默的作家有的不經意地漏出幾行字：比如說米歇爾　·　古爾諾。另一些滿足於他們摩尼教式的驕傲：要麼完美無瑕，要麼一無所有。他們貧瘠的精美好像與瑪格麗特多產的平淡剛好相反。她承認：“我有這種庸俗。”她以此創造了一種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要寫作就必須平庸。”注重實際，天真？“不應該提出結果這個問題。”

女友杜拉斯　（四）（3）

她喜歡剋制也喜歡放縱。儘管她個人生性放蕩，但她有此奇才。總知道有所保留，保留隱私。人們以為她暴露無遺，喜歡訓人，誇大，其實她只揭開冰山一角。

她不讀新作家的作品，除非他們是她的朋友，或者是朋友向她推薦的。所以，她對羅貝爾　·　蘭阿爾的《工作臺》大為惱火。我把羅貝爾請到諾弗勒。她又喜歡起他來。顯然，她想讓他知道這一點。在言談方面，她每天晚上都這樣說：“蘭阿爾讓人感到了工作的壓力。在這一點上，誰也比不上他。”在文字方面，她在《解放報》寫了一篇文章。她想讓別人分享她喜愛的東西，這種強烈的願望使她遭到指責。她的寬宏大量變成子虛烏有。她的行為舉止只讓人感到她的權威。一種稱霸的慾望。

她感到很為難。她在一個愛群居的世界中自由行動。她不遵從任何規矩，任何模式（“他們甚至試圖在‘新小說’中跟蹤我，因為我老跟羅伯　·　格里耶開玩笑。”）。她甚至對她選擇的一個出版商不忠。總是多變。

她以孤獨作為自由的代價，並最終以此作為她那個王國的標誌。她獨往獨來。永遠獨往獨來。她只知道自己。為自己做決定，給自己頒獎章，所以，當大家都認為《工作臺》是一部了不起的書時，她對此一言不發。蘭阿爾“退場”。她喜歡上了當時默默無聞的萊斯里　·　卡普蘭的《過分——工廠》。她用完全一樣的話評價道：卡普蘭讓人感到了工作的壓力。在這一點上，誰也比不上他。

瑪格麗特不人云亦云。她本能地提防這一點。就像猶太教法典上的那個法官，赦免陪審團一致認為有罪的那個犯人。只有1984年例外，當時《情人》出版，她的孤獨得到了補償，但她很快又開始寫不那麼清晰的東西了。她的下一部小說《來自中國北方的情人》再也得不到大家的交口稱讚。《艾米麗　·　L》情況更糟，其實那是她最好的書之一。評論家們認為她寫得太多了，她在重複自己。在她這種年齡，取得了這樣的成功之後，應該擱筆了。這就像對她說她應該死了一樣。

我把在一份雜誌上讀到的東西告訴她：96歲的薩默塞特　·　摩根1每天上午還在寫作。對瑪格麗特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她說：“這很正常，習慣一朝形成便不易改變。”

我問她，為什麼我寫信寫文章不費吹灰之力，而要寫一部可用來出書的東西卻那麼難。

“因為在一本書中，面面俱到，選擇十分重要。”

她有時悄悄地提醒我：“假如你要寫發生在威尼斯的事，就別去威尼斯。”她在提出這種勸告時，總要加上自己的經驗：“假如我回到越南，我就不可能寫我的童年。對一個作家來說，那是與童年一刀兩斷的機會。”有時，她似乎又自相矛盾：“一個作家，決不會與童年一刀兩斷。他從中汲取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