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常常讀到半截就力不可支；富學生則可以專心致志。但是，家庭和文化環境的影響也至關重要。我就碰到過這樣的學生，她有獎學金，但要維持獎學金，她必須維持一定的平均成績。這是她做不到的。因此求我高抬貴手。1991年，一個大款跑到波士頓邊上劍橋地區最窮的一個小學，對69個二年級的孩子許諾：只要你們努力學習，我就支付你們的大學學費。如今14年過去，當時8歲的孩子現在也已經22歲，到了大學畢業的年齡。但是，這些孩子裡，有12位根本沒有上大學，16位從大學輟學，25位還在大學中掙扎，只有4位利用這樣的機會從大學拿到學士學位。�

在大學中掙扎的勞工子弟（3）

美國高中產階級的家長，從孩子三四歲時開始，就擔心其未來的競爭力。於是鋼琴班、芭蕾班、外語班，一個接著一個的上。選擇居住地點，也完全以孩子為中心，哪裡的公立學校優異就去哪裡，不管房價貴到什麼程度。孩子上了中學，又是各種暑期班、補習班，晚上回家家長親自督促功課。甚至一個家長辭職，專門輔導孩子的學業，從十二三歲就為上大學作準備。許多勞工階層則寧願自己去打獵、釣魚，放下孩子不管。我家鄰居有個專門給人看孩子的，幾乎沒有文化，對孩子動輒訓斥，有時弄得孩子直哭。其實當地有各種幼兒園和“學後課程”，很有教育性。但不少勞工階層的家長，圖省錢把孩子託到她這裡，下了班來接。這樣的早期教育，使孩子兩三歲就陷於劣勢。其實，勞工階層的家庭本來並不一定窮。如前所述，在工廠可以比在大學掙得高得多。既然如此，管孩子有什麼用呢？如今工廠關了門，孩子一看勢頭不好，趕緊上大學。家長則說：“你去試試吧，不行再回來。”這樣的孩子坐在課堂裡也心不在焉，不停地在那裡算錢：“我這個小時不得不聽課，耽誤了打工，損失7美元！我要這樣荒唐多久？”他們每上一週的課，就覺得丟了一週的錢。這樣還能學好嗎？�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許多中高產階級反對“經濟平權”的大學錄取政策。比如弗吉尼亞大學，是美國頂尖的州立大學。如今該校學生考分越來越高，中高產階級的子弟越來越多。該校校長卡斯特三世（JohnT。　CasteenIII）自己就是個造船廠工人的孩子。他堅信許多勞工階層的子弟，面臨著自己無法克服的困難，需要社會的扶助。於是，他力圖推行向弱勢階層傾斜的錄取政策，要學校到本州的一些貧困地區重點招生。但是，該州北部富裕的郊區的選民認為這是對他們的歧視，正試圖透過立法阻止這樣的政策的實施。�這就引發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大家都認為，個人的品質而非家庭背景應該是決定一個人成功的關鍵。但是，如今家庭成了培養個人品質的重要因素。真要衡量個人品質，這種品質和家庭背景的相關性已經無法割斷。難道父母作出種種犧牲為孩子創造的良好的成長條件，不應該得到獎賞嗎？舉個例子來說，我們夫妻有孩子時都還是窮學生，孩子從來都穿舊衣服，5歲了家裡也沒有車，常常帶孩子在雪地裡走半個小時去買東西；我有工作後，3000多美元買了輛舊車，在好的學區租最便宜的房子。但是，我們花了3000多美元給孩子買了架新鋼琴，找了當地最好的老師，送她上一小時100美元的鋼琴課。鄰居一個勞工階層者，她剛剛買了2萬美元左右的新車，而且從21歲第一次買車起，從來都買新車，動不動就去加勒比海度假，去打高爾夫球。15年後，兩家的境遇很可能不一樣，孩子的教育素質肯定會有天壤之別。社會是否應該把我們付出的犧牲視而不見，而要照顧她的孩子呢？�所謂弱勢階層，是由經濟環境和文化行為兩方面造成的。“經濟平權”的目標，是為弱勢階層創造機會平等。但文化行為的改造，則要靠勞工階層自己。過去歐洲的貴族，靠的是家徽、爵位、世襲的特權和遺產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如今美國的精英，則靠考分、大學的學位、領導世界開拓經濟和科技前沿的個人素質來出人頭地。美國的中高產階級，正在創造一種培養這種素質的文化。他們的孩子，在教育競爭中，不僅有金錢上的優勢，更大的優勢恐怕是他們的父母本身就為他們提供了學習的榜樣。相比之下，勞工階層的第一代大學生，在家裡找不到學習的榜樣，不明白上大學是怎麼回事。如果勞工階層的文化行為不能夠及時改造，“經濟平權”也不足以彌補他們日益增大的劣勢。

第二部分“硬美國”

美國的白人男性，壓倒性地支援布什。布什動不動身著牛仔裝，模仿的正是傳統美國男子漢的氣概。可是，他那位看上去斯斯文文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