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豈非“娛人子弟”或“愚人子弟”甚至“誤人子弟”？

依我看，說這些話的人八成不懂電視！實際上，不管你對《百家講壇》如何定位，“學術”的，“泛學術”的，“有一定學術含量”的，它都首先是一檔電視節目。是電視節目，就得讓觀眾喜歡。不但要喜歡你的內容，還得喜歡你這個人。為什麼呢？因為電視與圖書不同。書是讀的，電視是看的。讀書的人看不見作者，也沒有必要看。看《百家講壇》的卻看得見主講人，而且非看不可。即便看不見，也聽得見。總而言之，《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是活生生地出現在他們面前，給他們以有聲有色的感受。請問，這種感受能不重要嗎？何況我們所說的“觀眾緣”，並非娛樂節目要求的青春靚麗光彩照人，不過“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會講課”而已，怎麼就“娛樂化”了呢？難道只有娛樂明星是有個人魅力的，科學家、學問家、思想家就該刻板、古怪、討人嫌？請問這是什麼混賬邏輯？

二　為什麼必須觀眾喜歡（2）

更有趣的是，我們還聽到了剛好相反的批評。這類批評是主張要有性格，要有個人魅力的。但他們認為《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沒有個性，所有人都是“一個腔調”，因為都是按照統一模式打造出來的。也有人把某些節目的不太受歡迎，歸咎於編導、策劃和製片人的“修理”。由於修理過分，所以個性全無。不是有個說法，叫做“《百家講壇》是張‘魔鬼的床’”嗎？於是我就要問：是這樣嗎？如果是，問題在哪裡？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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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百家講壇》是不是“魔鬼的床”（1）

先說“魔鬼的床”。

這個說法的“著作權”是屬於馬瑞芳的，其“論證”之文就收在本書。但讀過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誰都看得出馬老師是在調侃。她的態度，則是“抱怨並快樂著”。實際上這篇文章要講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學者怎樣上電視。或者說，一個學者，怎樣才能從“做學問的”變成“做電視的”，從“學術人”變成“電視人”。

這可是一個並不簡單的過程。

馬瑞芳繪聲繪色地講述了這一過程，並把它稱之為“艱苦而有趣的”。說艱苦，是因為在她那裡，有好幾道過不去的坎，繞不過的彎。說有趣，則因為終於邁過去、繞過來了。不但如此，她還看見了一片新天地，開闢了一個新領域，豈非“不亦樂乎”？

儘管事後說起來眉飛色舞，我相信馬老師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滿腦門子官司”；而她遇到的問題，也是所有走上講壇之學者的共同問題。比方說，不能全面、系統、完整，行嗎？不能按部就班、引經據典、追根溯源，行嗎？不能像平時上課那樣，講人物按生平，講歷史按年代，行嗎？甚至一個技術性問題，也能把人難死。比方說，按照學術慣例和職業道德，引用他人觀點是要把出處注出來的。要求嚴格一點，還必須註明版次、頁碼。但在《百家講壇》，至少後面這點做不到，引用過多也成問題。別以為這是小事。對於一個學者來說，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他所做的這件事有沒有學術性，也意味著他還是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古人有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學問，是每個學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丟了學問，就和“失節”差不太多了，豈能隨意？難怪魏學來告訴馬瑞芳應該怎麼講時，她的第一反應就是：“照你說的這樣講，還有學問嗎？”

這樣看，《百家講壇》還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問題遠沒有那麼簡單。事實上，學問、學術、學術性，與格式、規範之類並不打等號。格式中規中矩，出處、版次、頁碼、關鍵詞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學術泡沫”和“學術垃圾”，我們見得還少嗎？反過來，沒有這些玩意的作品，語言優美文采飛揚的作品，也未必就沒有學術性。這一點，讀讀古人的論文就知道，用不著我多說。問題是，《百家講壇》與學術到底是一個什麼關係？它是“學術”的呢？還是“非學術”的呢？甚至“反學術”的呢？換句話說，它究竟是一個什麼欄目？

我們必須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問。

第一個問題：《百家講壇》是學術論壇嗎？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講壇》不是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論壇。電視不是幹這個的，學者發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著上電視，開會寫論文就好。所以，批評節目中沒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錯了靶子。

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百家講壇》既然不是學術論壇，那麼，是說評書的嗎？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講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