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沒人喜歡。直、爽、好玩,卻肯定招人愛。不少觀眾喜歡馬瑞芳,我想原因之一就在這裡。當然,還得加上學問和見解。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她的《說聊齋》就成功了。
其實並不單是馬瑞芳,別的人也一樣。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個人,如果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就會受到觀眾歡迎。當然,他(或她)還得會講課。有學問,有見解,有個性,會講課,這就是《百家講壇》選擇主講人的標準。會講課是最起碼的,既會講課又有學問就算合格,既會講課又有學問還有見解就能成功。如果他(或她)同時還有鮮明的、突出的、招人喜愛的個性,那就能大獲成功,成為最受觀眾歡迎的《百家講壇》主講人。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問:觀眾喜歡?有這必要嗎?
二 為什麼必須觀眾喜歡(1)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弄清楚《百家講壇》是幹什麼的。
《百家講壇》是幹什麼的?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文化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你傳播的既然是知識、思想、文化,那麼,你的主講人當然必須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而且越是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就越好。至於傳播,那是電視臺的事。電視臺就是幹這個的。何況是中央電視臺,還能不懂傳播?懂傳播會傳播的中央電視臺,和那些有知識,有思想,有文化的主講人一起來做這事,還不是“黃金搭檔”?
早期的《百家講壇》就是這麼想的,因此所請多為大腕、大師、泰斗級的人物。結果怎麼樣呢?不幸得很,收視率極低,欄目也面臨末位淘汰。有人說,你們不能這麼勢利,不能只看收視率,你們要有使命感!這話只能讓人苦笑。是的,《百家講壇》是要有使命感,也不能片面追求收視率。但是,起碼也得保底才行吧?再說那收視率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它至少能夠告訴大家,我們要傳播的東西傳到了沒有。如果沒有傳到,豈非無效勞動?這就好比醫生治病,藥是最好的,可惜病人吃不進去,或者輸不到血液裡,也就白搭。又好比運送貨物,貨再好,送不到,也等於零。
這就給了我們一個教訓:在“傳播某某”這個片語中,“傳播”二字,未必比它後面的那個“某某”次要!準確的說是這樣:進行決策時,“傳播什麼”比“怎樣傳播”重要。這時要有使命感。具體操作時,“怎樣傳播”比“傳播什麼”重要。這時要有現實感。這和“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是一個道理。
因此必須研究傳播規律,打通傳播渠道。這裡面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傳播方式和傳播平臺。不同的方式和平臺,對傳播者的要求是不一樣的。比如透過電視傳播和透過圖書傳播,就兩樣。我曾經發現《百家講壇》的某些主講人,學問很好,文筆也好。寫出來的講稿,編導看了也滿意。然而那節目,弄不好就創了收視率的“新低”。為什麼呢?就因為有學問不等於會寫作,會寫作不等於會上課,會上課不等於會做電視。這裡面差別大了。
那麼,電視傳播的規律是什麼?
首先第一條,電視是給人看的,同時也聽,其接收方式是視聽綜合。這是它與圖書的不同。第二,電視觀眾是鬆散的、遊移的、有一搭沒一搭隨時都可能轉換頻道的。這是它與電影的不同。第三,電視觀眾在觀看節目時,沒有任何責任、義務,也沒有任何人能強迫他們收看。這是它與上課的不同。明白了這三條,我們就不難理解,“抓住觀眾”這四個字對於電視來說,是何等重要。同時,我們也不難理解,《百家講壇》對主講人為什麼會有特殊的要求。因為在這檔節目中,只有他一個人出現在螢幕上。他如果抓不住觀眾,請問誰抓得住?如果抓不住,豈不就得下課?
這樣一來,《百家講壇》在選擇主講人時,就不能只考慮學問多少、名氣大小、水平高低、權威與否。不是“不考慮”,是不能“只考慮”,甚至不能“首先考慮”。首先要考慮的,還是他有沒有“觀眾緣”。有“觀眾緣”,其他方面達標合格,本人也願意,他就有可能走上講壇,甚至成為“壇主”。沒有“觀眾緣”,學問再好,水平再高,名氣再大,也可能與講壇失之交臂,因為他原本“無緣”。
我說的這一點,被不少研究和批評《百家講壇》的人忽略、輕視、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百家講壇》既然是一檔“文化類節目”,那麼,你就只能靠節目的內容,靠節目當中的思想、文化、學術含量及其自身的魅力來吸引人。如果還要強調主講人的“觀眾緣”,豈非把自己混同於“娛樂節目”?你們這個節目,豈非將學術和歷史“娛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