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幾點都是從功利角度進行的分析。功利目的之外，士與妓之間還能夠產生真正的友誼和愛情。春風得意時，“小語偷聲賀玉郎”，時乖命蹇時，“同是天涯淪落人”。士人最懂得憐香惜玉、柔情蜜意，而妓女也最能賞識玉郎才子，所謂“慧眼識英雄”，所謂“喚取紅巾翠袖，搵英雄淚”是也。

下面結合一些例項，展現一下妓女與士之間說不盡的萬種風情。

有一個“旗亭畫壁”的故事，歷來膾炙人口，被多次編為戲劇。其最早的出處是晚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異記》，原文如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

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三詩人因避席偎映，擁爐火以觀焉。

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豔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人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

俄而，一伶拊節而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

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諸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妓女對於文人墨客的重要性。古代沒有廣播、電視等現代化傳媒，一首優秀的詩作往往就是靠青樓妓女來傳唱流行的。上文中的“王渙之”，應作“王之渙”，他自認為詩才高於王昌齡和高適，可是三個妓女所唱的都是王昌齡和高適的詩作。王之渙胸有成竹，相信那個色藝最佳的妓女不唱則已，一唱必是自己的大作。果然天不負他，那名被他看中的“大腕”級歌星一開口便唱了他著名的《涼州詞》。王之渙那份高興，比20歲評上副教授還要得意。因為這充分證明了他的價值。而妓女那邊，聽說眼前就是作者，也喜不自勝，口稱“俗眼不識神仙”，雙方彼此傾慕之情畢現無遺。

文人的詩作由名妓一唱，就像今日的小說被著名導演搬上銀幕一樣，變得家喻戶曉，香名遠揚。而反過來，著名士人的作品又可以使妓女身價倍增，一夜走紅。白居易在《與元稹書》中得意地寫道：

……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雲“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門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娛他賓，諸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技，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那名妓女由於會唱白居易的《長恨歌》，就把價碼抬得老高，因為這的確是一種水平的標誌。今天的妓女能因為自己會唱幾首鄧麗君就悍然漲價嗎？

類似的故事還有不少。例如有個叫崔涯的狂放文人，最愛褒貶青樓妓女，而且由於文筆好，產生的影響十分顯著。妓女若受到他的讚譽，就會門庭若市，若受到他的譏諷，就差不多要關門停業了。他曾題詩嘲笑一個叫李端端的妓女，端端憂心如焚，在路邊拉住他苦苦哀求，請大作家一定可憐可憐。崔涯心腸一軟，又重新贈詩一首，把李端端誇得跟朵花兒似的，結果“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李瑞端一下子成了大明星。

士對於妓女的衰榮如此重要，難道其他人就無法比擬嗎？比如說皇帝，難道就比不上一個酸腐文人嗎？讓我們來看看宋徽宗趙佶和詞人周邦彥君臣二人競爭李師師的事例。事載宋人張端義的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