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柳黛寫道：

有一次我和蘇青打電話和她約好，到她赫得路的公寓去看她，見她穿一件檸檬黃坦胸裸臂的晚禮服，渾身香氣襲人，手鐲項鍊，滿頭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裝打扮中。

我和蘇青不禁為之一怔，問她是不是要上街？她說：“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裡來喝茶。”當時蘇青與我的衣飾都很隨便，相形之下，覺得很窘，怕她有什麼重要客人要來，以為我們在場，也許不方便，便交換了一下眼色，非常識相地說：“既然你有朋友要來，我們就走了，改日來也是一樣。”誰知張愛玲卻慢條斯理的說：“我的朋友已經來了，就是你們倆呀！”這時我們才知道原來她的盛妝正是款待我們的，弄得我們倆人感到更窘，好象一點不懂禮貌的野人一樣。

張愛玲從小就對服飾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加上日後的刻苦鑽研，大膽實踐，她可以說成了一位獨領風騷的服裝大師。她曾夥同另一位女作家炎櫻開辦服裝設計生意，廣告詞曰：“炎櫻與張愛玲姊妹合辦炎櫻時裝設計大衣旗袍背心襖褲西式衣裙電約時間電話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時至八時”。張愛玲寫過一篇著名的《更衣記》，將中國數百年採的衣著變遷如數家珍般地娓娓道來。寫到40年代時，張愛玲告訴我們：

近年來最重要的變化是衣袖的廢除。（那似乎是極其艱難危險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費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時衣領矮了，袍身短了，裝飾性質的鑲滾也免了，改用盤花鈕釦來代替，不久連鈕釦也被捐棄了，改用撳鈕。總之，這筆賬完全是減法——所有的點綴品，無論有用沒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緊身背心，露出頸項、兩臂與小腿。

如果說張愛玲的奇裝炫人多少有一點遊戲人間的態度，那麼蘇青的服飾則是以樸素實用為上的。張愛玲在《我看蘇青》中寫道：

對於蘇青的穿著打扮，從前我常常有許多意見，現在我能夠懂得她的觀點了。對於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於她自己，是得用；於眾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對於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蘇青的作風裡極少“玩味人間”的成分。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試樣子的時候，要炎櫻幫著看看。我們三個人一同到那時裝店去，炎櫻說：“線條簡單的於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領首先去掉，裝飾性的褶襉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改裝暗鈕。蘇青漸漸不以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說道：“我想……鈕釦總要的吧？大家都有的！沒有，好象有點滑稽。”

蘇青自己在《談女人》中也用一種頗為實用的觀點來評論道：

又如在裝飾方面，女人知道用粉撲似的假乳房去填塞胸部，用硬繃繃的緊寬頻去束細腰部，外面再加一襲美麗的，適合假裝過後的胸腰部尺寸的衣服來掩飾一切，這是女人的聰明處。愚笨的女人只知道暴露自己肉體的弱點，讓兩條滿是牛痘疤的手臂露在外面，而且還要坦胸，不是顯得頭頸太粗，便是讓人家瞧見皺縮枯乾的面板了，真是糟糕！

張愛玲和蘇青代表著中國城市女性在服裝美學觀念上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層次。沿著這個方向繼續前行，美的“礦藏”已所剩無多。歷史像女人一樣不喜歡平淡，一個變化的時代馬上來臨了。

嘿拉拉的布拉吉

陽光明媚的50年代，一群群歡歌笑語的姑娘，梳著油黑的大辮子或劉海齊眉的短髮，跳躍著，嬉鬧著，去上學、上班、開會、遊園。她們穿著五彩鮮豔的布拉吉，嘴裡唱著：“嘿拉拉，拉拉，嘿拉拉，拉，天空出彩霞呀，地上開紅花呀。蘇聯老大哥呀，幫咱們建國家呀……”

布拉吉是俄語的音譯，就是俄式連衣裙的意思。衣服從來是一種文化政治符號。當中國男人的服裝從中山裝、列寧裝，逐漸過渡到毛制服的時候，中國的女人穿起了“老大哥”的姐妹的服裝——布拉吉。布拉吉是蘇聯女英雄卓婭所穿的衣服，是蘇聯紅軍的全體情人“喀秋莎”所穿的衣服，“正當梨花開遍了天涯，河上飄著柔曼的輕紗，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駐守邊疆年輕的戰士，心中懷念遙遠的姑娘，勇敢戰鬥保衛祖國，喀秋莎愛情永遠屬於他。”

布拉吉一方面具有“進步”的政治意義，另一方面又能夠顯示女性的身體美，它便捷、輕盈、活潑、經濟，上至中央級的大演員，下至幼兒園的小女孩，都能穿，愛穿。舉國上下飄舞著千千萬萬件布拉吉，就像開滿了千千萬萬朵水仙花，清新的空氣，樸素的情感，昂揚的精神，火熱的生活……一個嶄新的時代，猶如旋轉的布拉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