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保重身體。那天與周閱握手時，我也說了一句“保重”。但今天我想向所有60年代出生的朋友們補充一句：“要趕緊生活。”

（此文發表於《中華讀書報》1998／9／9，引起較為廣泛的反響，其中“滿街甫志高，遍地餘永澤”已成為流傳大江南北的警句，到處被轉述引用。

我看錢理群

現在就要企圖全面地臧否一下錢理群，似乎為時過早。因為他不是那種從南坡爬上山頂就從北坡坐纜車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頂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頂搭臺唱戲的人。儘管也不排除這種可能，即他最好的戲已經在登頂的過程中唱過了，但在山頂上將要演出的戲絕對不會令人失望，則是基本沒人懷疑的。

錢理群是一個具體的人，但又具體得很“抽象”。“錢理群”三個字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已經成為精神內涵比較豐富的某種意象。我讀過的評論錢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後、汪暉、陳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對那種意象有所觸及。我自己寫的關於錢理群的文章，也試圖把握那個意象，但卻總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感覺。看來意象是不好強行把握的，還是循規蹈矩地有啥說啥為好。

對於我們這一代成長於80年代的青年學生來說，錢理群首先是一個青年導師。陳平原老師曾戲言錢理群是“好為人師”，我覺得這不但抓住了錢理群的最大特點，而且說到了錢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義上。錢理群可以不當學者、不當教授，但絕不能不當老師。不當老師的錢理群不是錢理群。我認為毛澤東骨子裡也是“好為人師”，他也是什麼都可以不當，但一定要當老師。毛澤東說過“四個偉大”的讚頌裡他只同意“偉大的導師”一條。錢理群的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批判研究遲遲難以展開，我覺得有一個內在原因：錢理群和毛澤東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們都是啟蒙家。就對於啟蒙的熱情來講，恐怕魯迅也要遜於毛澤東。只是毛澤東的啟蒙越到後來，越藉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進而直接將啟蒙變成了“改造”。而魯迅和錢理群這一類人，由於基本沒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藉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啟蒙的純潔，另一方面則使本人乃至包括啟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不過即便如此，學生們也反對讓錢理群去當官，他們喜歡只有思想的錢理群。學生們寧可自己去當官去賺錢，也要保護錢理群這個純粹的“人師”形象。

我第一次見到錢理群，他40歲出頭，貌似一個年富力強的惡僧，風風火火地走來走去。我以為這是一位很勤勉的進修教師——若干年後，我也曾被誤認作進修教師，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聽錢理群的課，發現原來就是那個惡僧，不禁心中一動。他一張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賞的老師甚多，但能這樣吸引我，使我在課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師，僅此一位。他洶湧的激情，在擠滿了幾百人的大教室裡奔突著，迴盪著。他深刻的見解，時而引起一陣急雨般的掌聲，時而把學生牢牢釘在座位上，全場鴉雀無聲。即使在冬天，他也滿頭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卻東找西抓尋不見，經常用手在黑板上亂塗著他那奔突又奔突不開，捲曲又捲曲不順的字型。聽他的課，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邊上。這樣才能抵禦他思想的巨大裹脅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對他的靜觀。我發現自己越是上喜歡的老師的課，越愛給老師起外號或者挑語病，大概就是出於這種潛意識。

錢理群的思想，透過北大和其他學校的課堂，輻射出去，影響了整個80年代的中國青年界。他的專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魯迅觀，他的周作人觀，他的中國知識分子觀，他的現代文學史觀，早已成為一代學子共同的精神財富。如果將來有人以錢理群為研究課題的話，我先提醒一句，他的書是第二位的，他的課才是第一位的。“課堂”研究有朝一日應該成為我們的學術話題。無論從投入的熱情與精力，內容的精彩與飽滿，得到的反響和愉悅，錢理群的課都比他的書更重要。聽過他課的人再拿到他的書，不是有一種急於開啟的衝動，而是有一種再三推遲開啟的眷戀。中國80年代不乏比錢理群聲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啟蒙者，但他們留給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斷，而錢理群給予青年的是一團熊熊燃燒的活的啟蒙精神。他的啟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鳴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體會和言說他所敢於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遠的。

錢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懷疑精神，這很明顯是來自魯迅。魯迅的懷疑精神被埋藏了許多年，錢理群把它從塵封中掘出，高高地揚起，為之再三詠歎。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