慚愧了，我不配再做他的妻子，我走了。”金寶的俠義之舉是大多數男人也辦不到的。男人如果對這樣的妓女也抱著賞玩、狎弄的態度，實在是太無心肝了。

青樓畢竟是男權社會的怪胎，不值得當真地為之招魂。但就連青樓之地也不乏俠烈之氣，卻是今日千千萬萬毫無血性的炎黃子孫所應當學習、應當追慕的。

14　昔時恩，今日意——青樓悲劇

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

——歐陽修《蝶戀花》

魯迅說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青樓無疑是具有很大的文化價值的。但青樓註定要走向毀滅，而且真正的青樓已然毀滅。所以，青樓本身，就是個悲劇。

儘管青樓給人的表層印象彷彿天天上演著喜劇和鬧劇，但讀過一點黑色幽默、讀過一點荒誕派的人，自會看出，那喜劇和鬧劇完全產生於一種“間離效果”，那只是角色的喜劇和鬧劇，而演員自己的故事，卻大都是悲劇。

也許會有人舉出一些妓女的“幸福”歸宿，來證明青樓生涯未必是禍。但在一個男女不平等的世界上，就算有若干男人大仁大義、大慈大悲，甘與心愛的女人分享自由平等的“幸福”，可這本身不就含有悲劇意識嗎？既為妓女，就已經毀滅了一種價值；追求“歸宿”，則又要付出新的毀滅。總而言之，毀滅的都是人的尊嚴、人的才智、人的真性，“幸福”了，就不“悲劇”了嗎？

曹禺的話劇《日出》裡有個富孀——今日稱做款姐的顧八奶奶。她腰纏萬貫，養活著一個“中國的第一美男子”胡四作為面首。就因為有錢，胡四向她求婚達12次之多；就因為有錢，她明明是個“滿臉擦著胭脂粉的老東西”，眾人卻都誇她年輕、好看。這位款姐該是夠“幸福”了吧？然而她卻對陳白露說：“我頂悲劇，頂痛苦！”觀眾看到這裡，無不哈哈大笑，笑這位顧八奶奶實在肉麻、噁心。但若平靜下來想一想，顧八奶奶真的不痛苦嗎？顧八奶奶的存在不是一個悲劇嗎？

顧八奶奶是款姐，不是妓女，充其量只能說她玩弄面首——男妓。《日出》裡另外寫了兩個妓女，一個是寶和下處的翠喜，她在外表上已經墮落成一個毫無廉恥的低階“窯姐”，可以與任何有錢的男人廝混，用最鄙俗的語言打情罵俏，她還追憶著往日的“紅唱手”歲月，那時手上有過“白花花千兒八百塊錢”。但她的外表下面，卻有著“一顆金子似的心”。她用自己的屈辱，肩起養活全家的重擔。對遭受蹂躪的“小東西”，給予母親般的關懷。但越是這樣，她身上所表現出的悲劇意識不就越濃厚嗎？

另一個是高階妓女——交際花陳白露。她的價值給人的印象是更珍貴的。出身書香門第，是愛華女校的高材生，當過社交明星，做過慈善遊藝會的主辦委員，靠個人奮鬥當上了影星和舞星。但是，當她與身為詩人的丈夫分道揚鑣，走上墮落之途以後，這些“價值”便像受熱的霜花般一點點毀滅了。難道就不能既有價值又不毀滅？那除非不曾當過妓女！聰明絕頂的陳白露最清楚這一點。當那位詩人來天真地企圖帶她走時，陳白露說：“我問你養得活我嗎？”“我要人養活我，……我要舒服，……我出門要坐汽車，應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你難道聽不明白？”

這話聽起來理直氣壯，似乎是在教訓詩人。但實質上，這話只能證明一個妓女的虛弱、無奈和滿腹吐不盡的苦水，她已經離開“千兒八百塊錢”就不能活了，她最後也正是死在錢上。明知是悲劇，無論怎樣強辯、怎樣矯飾，都還得一步步演下去，這裡哪有一絲“幸福”呢？這才是不折不扣的“頂悲劇”。

《日出》所寫的是民國時代，陳白露和翠喜的謀生之地已經稱不上是真正的青樓了，她們服務的物件也已不是士大夫，而是一個模糊的社會群體——“有錢人”。那麼，真正的青樓時代，妓女們就不悲劇麼？讓我們看一個最自由的時代——唐朝的事例。

唐朝有個叫關盼盼的徐州名妓，“善歌舞，雅多風致”，被尚書老張寵愛，買為家妓。白居易到徐州玩時，老張設宴款待，命盼盼陪侍。白大詩人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過了幾年，老張不幸牡丹花下死。盼盼很有情義，住在老張舊宅的燕子樓上，十多年獨居不嫁，還寫了《燕子樓》三首悼念老張，其中“獨眠人起合歡床”的那首人們較熟。這裡引錄第二首：

北邙松柏鎖愁煙，

燕子樓中思悄然。

自埋劍履歌塵散，

紅褪香消已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