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不作聲。好半天才說：“你回去告訴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來。只要可以為國家免禍，一己榮辱，非所敢計。現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禍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謗，請他立定宗旨，沉著應付。”

周家勳明白，言外之意，還是要委曲求全，不過曾國藩願意分謗，崇厚是不是願意受謗，卻成疑問。當然，這只是他心裡的想法，不便說也不必說，只把曾國藩的話，轉達到就是了。

等周家勳辭出督署，直隸按察使錢鼎銘已經得信趕到。此人籍隸江蘇太倉，是個舉人，咸豐年間辦團練有名，李鴻章“用滬多吳”，就出於他的創議和奔走，處事幹練明快，極得曾國藩的信任。這時，就不為他掌理刑名的職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該為曾國藩分憂分勞、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來報到，一則示關切，二則備顧問。

曾國藩幕府中，也有洋務長才，一個是黎庶昌，字蓴齋，貴州遵義人，再一個就是薜福成。當錢鼎銘來謁見曾國藩時，他們正在各陳所見，未有結論，等錢鼎銘一到，便得從頭談起。

看完廷寄，錢鼎銘指著崇厚的折，憤憤說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變，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請旨由直督查辦，說是‘以靖地方’，輕描淡寫地把責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豈有此理嗎？”

“調甫！”曾國藩反倒勸他，“現在不是論追責任的時候，更不是生氣的時候。剛才我跟蓴齋和叔耘在談，緝兇賠銀，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捱罵，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禍雖闖得這麼大，恐怕民憤依然未平，要應付內外兩方面，事情著實棘手，你看該怎麼辦？”

“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來所未有。能夠做到緝兇賠銀，便算了結，已是上上大吉。至於內外之間，如何能夠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則辦得嚴些，百姓亦無話說。倘或錯在洋人，那個交涉自然就好辦了。”

“然則曲直是非，如何區別？”

“在武蘭珍口供的虛實。”錢鼎銘答道：“武蘭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僱用，挖眼剖心之說，是謠傳還是確有其事？照此層層嚴訊，悉心推求，則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語破的！”曾國藩不斷頷首，“我到天津查辦，就從這個關鍵上著手。”

“中堂，”黎庶昌比較瞭解洋人辦事的規則，“這一案交涉的重心，還是在京裡，象這樣的大案，朝廷原該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還是據理力爭？這在查辦的時候，出入關係甚大，廷寄只說‘體察情形，持平辦理’，又要‘順輿情’，又要‘維大局’，都是些活絡門閂的話。且不說將來責任都落在中堂雙肩，眼前沒有一個定見，案子即無歸趨。”

“我亦有這樣的看法。”薛福成介面也說，“設或中堂在天津持平辦理，而總署對法使羅叔亞一味遷就，彼此分歧，這個交涉一定辦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書丁憂回旗穿孝，百日明滿，又請病假兩個月，人在奉天。總署中，聽說是”董太師“一把抓，而軍機變成寶中堂為首，所以才有這樣不負責任的上諭。中堂頂石臼做戲，吃力不討好，固無論矣，不過這出戏總要做得下來才好！”

於是黎庶昌和錢鼎銘也勸曾國藩，說他病體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援”的話，可見並不勉強，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對外交涉。錢鼎銘自告奮勇，願意到天津去揭開“迷拐幼孩”的底蘊。至於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請另簡大員辦理，或者請旨責成崇厚，自己設法了結。這才是於公於私，兩有裨益的事。

曾國藩與僚友談文論事，總是要讓人儘量發揮意見，到了言無不盡之後，他才肯說話，所以那三人在苦口婆心勸他明哲保身時，他只是手捋花白鬍須，閉目靜聽，到聲音靜了下來，他才張目開口。

“諸公愛我太切，未免言不由衷。如果我能撒手不管，於私，自有裨益，於公，則未必盡然。要教崇地山自己去了結此事，更是緣木求魚，他如能善了，也就不致於激出這一場變故來了。”

三個人聽他這一說，雖感失望，並不覺得意外，如果他能袖手，也就不成其為曾國藩了！因而面面相覷，不知還能有什麼話說？

於是，侍立在曾國藩身邊的老二紀鴻說話了：“三位老世叔，剖析利害得失，已經十分明白，如果總署的意見跟爹相左，則治絲愈棼，倒不如不管的好！”

“我已經答應周家勳，不日到津，何能不管？”曾國藩答道，“至於總署的意見，可以想象得之，無非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