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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部分

當然,那是過了年以後的事。等吳守備離京不久,各衙門都封了印,大小官員收起公事,打點過年。這年因為金陵一下,“大功告成”,過年的興致特別好,同時南北交通,可說完全恢復,蘇浙兩省有親戚在京的,紛紛前來投靠。崇文門肩摩彀擊,格外熱鬧。四郊農民,趁著農閒時節,也都手提肩挑,要趕年下來做筆好生意,順帶備辦年貨。越發烘托出一片昇平盛世的景象。

唯一的例外是軍機處。軍機大臣和章京,是連大年初一都要入直的,不過封了印以後,例行公事都壓下不辦,僅僅處理軍報以及突發而必須即時解決的事件,比較清閒而已。

對一年忙到頭的軍機章京來說,這幾天就算最舒服的時候,不特公務清閒,而且所獲甚豐。外省的“冰敬”以外,恭王和那些入息優厚的大臣,象戶部、工部的堂官,內務府大臣,還有兼領“崇文門監督”的額駙景壽,看關係深淺,都有或多或少的饋贈,作為“卒歲”之資。至於宮中年節對侍從近臣的賞賚,軍機章京照例也有一份。特別是簡在“後”心的那幾個紅章京,常有格外的恩典,尤其教那些為要帳、要債的所包圍的窮京官羨慕。

京官最窮的是兩種人,翰林和御史。翰林有紅有黑,不走運的翰林,開門七件事,件件要賒帳,如果一年大大小小的“考差”,一個都撈不到,那到了年下的日子就難過了。一年三節結帳,端午節和中秋,都還有託詞:“得了考差,馬上就給”,一交臘月什麼考試都過了,那裡還有當考官的差使?

於是只好找同年、找同鄉告幫。

御史的情形也是一樣,但“都老爺”三個字,在京城裡很有些用處,起碼煤鋪、油鹽店的掌櫃,跟“都老爺”去要帳,不敢象對窮翰林那麼不客氣。因為逼得他惱羞成了怒,喝一聲:“來啊!拿我的片子,把這個混帳東西送到兵馬司去嚴辦!”就真要倒黴。京師九城都有兵馬司,專管捕治盜賊,送到那裡,被打一頓屁股,是司空見慣的事。

當然,御史有正有邪。正派的御史,憂心天下,硜硜自守,不要說窮,死也不怕,那種風骨,就是帝后也不能不敬憚。走邪路的御史就不同了,一種是隻要給錢,唯命所從,於是有人便利用此輩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其名稱為“買參”。一種是譁眾取寵,別有用心——在這“大功告成”的同治三年年底,便正有些人,想找這樣的御史,掀起一場政海中的大波瀾,來打擊恭王和曾國藩。

這些人便是八旗的將領。旗人對於恭王的不滿由來已久。肅順看不起旗人,所以他們支援恭王,清除肅順,不想恭王執政,依舊走的是肅順的路子,倚任曾國藩,有過之無不及。加以八旗兵丁的糧餉,一直是打折扣發放,金陵未下,猶有可說,如今,在上者加官晉爵,而旗民的生計,困苦依舊,這就越發使得他們憤憤不平了。

有些人認為湘軍的勢力太大,已到了“動搖國本”的危險程度,這是一批足跡未出京畿,只嚮往著他們祖宗進關時的威風的人的想法。而這個想法,在頭腦比較清楚的人看,恰好用來作為抑制漢人的一個有力的理由。他們並不以為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荃等人的事功,旗人辦不到,他們也不以為官文的封伯爵是儻來的富貴,反覺得只有一個旗人封爵,是不公平而大失面子的事。於是反對恭王和曾國藩的暗流就在這半年之中逐漸形成了。其中有些出於妒嫉,想去之而後快,有些為了實際的利益,更明確地體認到,唯有去掉恭王和曾國藩,他們才有掌握政權和軍權的機會。

這股倒恭王的暗流,漸漸又匯合了蒙古人的反對勢力。四年前,恭王與肅順爭權,蒙古人的傾向,有舉足輕重之勢,肅順既誅,恭王為了穩定朝局,特別拉攏蒙古人,倭仁內召,入閣拜相,對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優禮有加。一向講道學的倭仁,十分守舊,對於兼領總理通商衙門,經常與洋人打交道的恭王,原有成見,僧王的國戚,本來支援恭王,但最近的態度也改變了。蒙古人中一文一武的兩個領袖,至此都站在恭王的對方。

僧格林沁的不滿恭王,起於這年十月間的一道上諭,以曾國藩為欽差大臣,督兵赴安徽、湖北邊境上,剿治捻匪。僧格林沁透過在京蒙古籍大臣和他的兒子伯彥訥謨祜的關係,表示反對,他認為剿治捻匪,已有一王一伯——大學士湖廣總督果威伯官文,再加上一個侯爵來會辦軍務,豈不是把捻匪看得太重?這樣為匪張目,有害無益。恭王總算“從善如流”,很快地撤消了原來的命令,但是,僧格林沁的自尊心,已經受了很大的損傷。

僧格林沁以他的驃悍的蒙古馬隊為主力,轉戰千里,自負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