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潛移默化之中，他對共產黨的認識也更深了一步。

回到家，他特別興奮。慧素因為有病在床，未能一同去看。張伯駒把參觀的情形細細地向慧素說了，慧素也是感觸萬千。當晚。張伯駒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卻見外面月色正好。時鐘悠悠地敲了十二下，恰是午夜。

他鋪紙振筆，寫了起來：

鐘敲夜半窺長溝，平生願，幾曾休。琴棋書畫，難系天下憂。便是杜鵑盡啼血，心不老，鬢先秋。一帖《伯遠》千慮收。看中流，放蘭舟。風發意氣，百舸競上游。抖擻精神狂歌去，新中華，萬民謳。

他覺得寫的很不理想，太淺，也太雜亂。他的心太沖動，像年輕人呢。

第二天上午，他接到兩封信。第一封是陳毅寄來的，照例是最近寫的幾首詩，請他指正。陳毅的詩詞有一種大將風度，不拘成格，用字大膽，貌似淺顯，其義卻深，很為張伯駒所喜愛。說起來，當初他與陳毅認識，也是命中有緣呢。

全國解放後，張伯駒與慧素前往蘇州掃墓，回來時，應一些朋友之邀，在上海小居。一天，舊友豐子愷、靳以、魏金枝一同邀他出席上海文化界同仁的一個聚餐會，他去了。席間，見到了南社創始人之一、老詞人柳亞子。趣味相投，二人不免談起詩詞來。聽說柳亞子同陳仲弘先生相熟，張伯駒很想一見，便託柳亞子將自己的一本詩詞集轉呈仲弘先生。文人以文會友，古來便是一件雅事，本來沒什麼。這幾年，他不斷地見到一些陳仲弘的詩作，有幾首，甚至他都能背出來了，可謂心儀已久。他發覺，在陳仲弘的詩詞中，有一種他最缺少的豪邁之氣。比起來，陳仲弘的東西是豪放派，若辛棄疾的“醉裡挑燈看劍”之悲壯，若蘇東坡的“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之深邃，若嶽武穆的“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之雄壯，而他的東西，則每每總有一點“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是“小橋流水人家”的遁世之感。他幾次想寫一些奔放的東西出來，總不能如願，苦惱了好久。也正因為這樣，他才對陳仲弘的詩文特別欣賞。

有這樣幾句，他最為歎絕：

“後死英雄多努力，

捷報飛來當紙錢！“

“此去泉臺集舊部，

旌旗十萬斬閻羅。“

“嚴冬到來時，百花跡已絕。

紅梅不屈服，樹樹立風雪！“

“三峽束長江，欲令江流改。

方知破夔門，東流成大海！“

淋漓酣暢，恣肆痛快。

文如其人。可以想見，作此詩詞的人，一定是卓葷不凡之人。

後來，他才知道陳仲弘竟然就是共產黨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長，原來的新四軍軍長陳毅。

他愕然，失悔當初不該那麼輕率。

“人家一個共產黨的大將，會理睬你一個不足掛齒的國民黨遺老麼？”他在心中暗說。

想不到的是，聚餐會後不久，陳毅便給他來了信，信中對他的詩詞大加讚賞，並指出尤其對哪幾首最為喜歡。顯見，陳毅已把那本詩詞仔細看過了。信中，還給張伯駒寄來幾首他的近作，並邀他有時間到家中一坐。張伯駒猶豫再三，終於去了，在陳毅家吃了一餐飯，並談到很晚。從此，便開始了他們之間長達二十年的友誼。

第二封信是康生寄來的。信封很大，用的是牛皮紙的公文口袋。開啟來，是一封便函，很短，僅寥寥幾句話，無非是問候一下，並說那幾幅借去的畫，夫人和朋友見了都很喜歡之類。信尾，是一行小字：

昨，心血來潮，書章單一幅，尚覺滿意，寄上。

張伯駒開啟了那幅字。

字是用的二乘四的整張宣紙，中間，分兩行寫了十六個字：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署款為：“康生左手”。

一側，別有一行行書，寫道：

值康生同志參加中央會議歸來，興酣而草。

署款為“伴竹”。

慧素走進書房，把這幅字看了看道：“這也是草書麼？”

張伯駒點點頭道：“對，早期的草書，是隸書的草寫，由草隸發展而成的一種字型。字字不連寫，流行於兩漢時期，史游的《急就章》便用的這種字型，所以叫‘章草’。應當說，這一幅寫得不錯。”

慧素道：“怪不得口氣那麼大，果然有點本事。這一幅，要不要裱起來？”

“先放著吧！”張伯駒淡淡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