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最初，她在政界和參加政治工作的人中找不到什麼吸引她的東西。政治佔去她丈夫的時間太多了。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過於頻繁地侵犯他們倆的私生活。有位記者引用她談到他們新婚生活的話說：“就好象是同旋風結了婚一樣。就我同傑克見面這件事來說，政治多少是我的一個敵人。”她並不想撰寫演講稿或是去糾正錯誤，雖然她對丈夫事業的興趣逐漸增長了。她在1960年一次簡短的談話中承認，她“從小到大受的是共和黨人的教養。但是你得先做一個共和黨人，才能認識到做一個民主黨人多麼好。”

她遲遲不願接受競選運動和四下握手這種辛苦生活，肯尼迪也不願強加給她，這是可以理解的。每當她能陪他一起旅行時，她那羞怯的嫵媚和微笑總加強了群眾對候選人的興趣。但是在他們婚後的初期，她寧願尋找一些較為文靜的方式來幫助比她大十二歲的丈夫：把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法文著作翻譯出來，為了跟上他的閱讀而學習歷史（她說：“他比我同他結婚前所想象的要嚴肅得多。”），尤其重要的是，要為他提供一個輕鬆愉快的家庭生活，使他可以拋開對世界事務的煩惱。

第二章　參議員

約翰·肯尼迪並不是參議院偉大的領袖之一。幾乎沒有什麼具有全國性重要意義的法律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958年11月，當他在參議院結束了傳統上不活躍的參議員的新手生涯以後，他為參議院作出重要貢獻的機會又因為競選總統的種種要求而日益減少——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