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信念使毫無準備的西方世界感到震驚：（1）決心“保證法國在西歐的首席地位”並抵制盎格魯撒克遜人（英國和美國）“置我們於從屬地位的企圖”；（2）深信應聯合全歐洲，包括一個被解除了武裝的德國和最終達成諒解的俄國，但絕對、絕對不包括英國（而且，歐洲的聯合只能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因為唯一最終的實體是單一的民族國家）。他感到，英國——1945年，丘吉爾對於他要求籤訂一項協定予以拒絕一事就證明了——是一個對公海比對歐洲更感興趣的島國，它既是“美國稱霸”歐洲和歐洲從前的殖民地的策源地，又是它的代理人。

加文大使後來常說：“戴高樂那項斷然的宣告說，美國應不干涉歐洲事務……只在需要的時候才擔負起責任來……他這種冷酷強硬的態度幾乎使我大吃一驚。”肯尼迪倒並沒有大吃一驚。1961年，他在戴高樂的。回憶錄。中看到過，並且從戴高樂的嘴裡也聽到過這一番議論。然而，他說，他們的會談“是再親切不過的，我對他也是再信任不過的了。我發現戴高樂將軍……是一個關於未來問題的明智的顧問……他對我們坦率地闡明自己的立場遠比在表面上顯得意見一致更感興趣”。總統並不同意有些人的看法，認為將軍僅僅是一位懷念過去的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者。但是他卻同意另一種看法：認為法國總統是容易生氣、毫不妥協、妄自尊大、反覆無常並且是難以取悅的。

例如，戴高樂常常談到需要改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鑑於該組織成立後情況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肯尼迪也認識到這樣做是有好處的。我在總統訪問之前先到巴黎去安排訪問事宜。在這期間，法國外交部一再暗示，由於戴高樂不是那種提出要求的人，肯尼迪應該就如何改組北約組織的問題徵求他的意見。（顯然，戴高樂自己的下屬也不知道他的想法。）肯尼迪就徵求了他的意見，但是他得到的只是含糊而籠統的答覆。將軍確實對肯尼迪說過，他認為應把聯盟組織起來，以便對共產黨人在柏林的每一行動作出迅速、有效的反應。但是在兩個月內，他對一切建議既不參與還表示反對，這就使那種態度根本不能實現。他還告訴肯尼迪，艾森豪威爾那種原則上同意、實際上不行動的習慣使他感到失望，並說多作一些政治和軍事磋商是有必要的。肯尼迪和艾森豪威爾一樣，也不願意接受戴高樂提出的關於組成三人理事會的計劃，因為在這個理事會里法國將代表西歐大陸所有的國家說話。但是他同意他們兩人之間應更多地舉行會談，並同意在外長級和參謀長級上進行更密切的磋商。

然而，這個協定也一無結果。戴高樂對肯尼迪給他的關於核問題和柏林談判的一些信件的答覆是尖銳的、含糊的，或既尖銳又含糊；電話聯絡的嘗試由於兩人都使他們的譯員不知所措而失敗了，所有要同將軍或他的代表再次會談的邀請都被彬彬有禮地擱置下來。例如，1962年9月，戴高樂透過阿爾芳帶口信來說，他喜歡肯尼迪，喜歡他們上次的會晤並樂於和他再次會晤，然而由於在一長系列問題上要達成牢固的協議似乎不大可能，所以會晤時機還未成熟。（這個口信與肯尼迪本人拒絕同赫魯曉夫舉行最高階會議極為相似。）1963年下半年，將軍勉強同意於次年3月訪問美國。阿爾芳大使建議會晤地點在棕櫚灘。肯尼迪說，“要是讓戴高樂看到美國生活最不好的一面，那可糟透了。科德角是我真正出生的地方。那裡在3月份不會比科龍貝雙教堂（戴高樂所住的地方）更陰暗一些。”

肯尼迪對戴高樂在政策和立場上的自相矛盾之處持幾分譏諷的態度。這位將軍贊成在東南亞（他在那兒是沒有力量的）實行中立主義，卻不贊成在非洲實行中立主義（他在那兒不是沒有力量的）。他相信盟國應強有力地抵抗共產黨，但是卻常常挑起一些只能削弱這種抵抗的分裂。他感到可以任意使聯盟在政治上產生分歧，因為它在軍事上保護著他。他想成為北約組織中的領袖，但是卻從這個組織中撤走了他的軍隊。他想代表共同市場發言，但是他卻經常對它加以妨礙。“他和我們不同，”肯尼迪懷著驚訝甚於惱怒的心情私下說，“他承認蘇聯在奧得一尼斯河問題上的立場，同東德人進行廣泛的貿易並且接受德國的分裂——然而他卻想使西德政府相信他比我們更親德、更反共。”戴高樂拒絕簽署禁止核試驗條約、拒絕償付他拖欠的聯合國的款項，也不肯參加裁軍談判。的確，肯尼迪注意到，在同美國的關係中，他似乎寧願保持緊張局面而不願保持親密關係，為的是想以此來顯示其自尊心和獨立自主。

儘管存在著這些分歧，兩人卻始終互相都很欽佩。戴高樂在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