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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之中有人曾這樣說：“歷史上犯罪決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由彼此互相犯罪的那些人來共同負責的。”天主教教會從大主教到鄉村牧師據25　說都一致拒絕接受德國集體犯罪這一觀念。帕德博恩的天主教大主教說，他雖然尊重斯圖加特宣告的精神，但並不認為這種宣告應在青年人能聽到的範圍內公開發表。“為了影響一個人，你必須承認他的正確與直率之處。”其他的人則認為，盟國沒有理由為自己的勝利而驕傲，因為這是上帝的功勞，而不是人類的武器所能辦得到的事。在這些人士中，對於他們認為盟國想把集體罪責加在德國人民身上那種偽善的做法，懷有很大的憎恨。雖然事實上這種看法是一種誤解，但由此所激起的情緒並未有所改變。甚至斯圖加特宣告的執筆者以及他們的盟國同事都感到不安，生怕這個宣告會象凡爾賽條約中的戰爭罪責條款那樣被人加以利用。發起斯圖加特宣告的懺悔教會領導人回答這些批評說：擔心自己的行動被人利用來反對自己，不能作為一種藉口不去做他認為正確的事情。改悔若以別人的改悔為條件，則將失去其價值。在新教教會領導人看來，他們過去挺身反對納粹以及現在始終反對上述批評的事實，應該受到盟國的尊敬。同樣那些責怪自己沒有充分發言反對納粹的人也決心不再重犯這個錯誤。大家認為，教會已經從戰爭中作為這樣的一個團體而出現，它能夠在沒有德國政府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戰士來為戰敗的國家而工作。而且他們發現盟國政策中有許多東西是他們所不喜歡的，是他們認為背離戰爭時期所許下的諾言的。德國的分割，一些人被逐出東部，糧食與燃料的匱乏，裝置的拆除，煤炭的輸出，戰俘未能遣返，甚至當局不願給教會辦的報紙配給紙張，所有這些都被譴責為錯誤的。非納粹化的範圍和做法，以及納粹分子未經審訊就被關押，都是造成不滿的特殊原因。教會力求由自己來決定在其內部合乎需要的非納粹化範圍，而要促使它們合作來實施盟國的法律是頗費周折的；在英佔區，不得不用命令來迫使天主教教會實施盟國法律。

但是教會曾經抵抗過納粹，在盟國面前無意於卑躬屈膝；誠然，它們相信，它們今後要在這個國家樹立權威就得取決於現在的不屈不撓。武爾姆主教在答覆大主教的廣播講話時寫道：我們以嚴肅的責任感和關心來提請你注意，盟國的勝利251　並不單純是善對惡的勝利。隨著對我國的軍事征服和佔領而來的是對平民百姓施加暴力行動，此種行動在盟國國內也激起了同樣的憤憤不平。從那時起，在某些佔領區採取非納粹化措施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也並不總是經過深思熟慮，給人以更高度的正義和人道的印象。在最後一批原料和機器從德國那些與軍備生產毫不相干的工業部門拿定的時候，向德國人民發出的許多呼籲，要他們設法自救，從跌倒的地方重新爬起來，聽起來只是一種嘲弄。誰也講不出目前在德國東部上演的悲劇嚴重到何等程度。但看來我們必須作這樣的設想：它將使數以百萬計的人成為犧牲品。

紅衣主教福爾哈貝爾和巴代利亞新教主教邁澤爾於1945　年12　月聯名要求美國當局儘快處理政治逮捕案件，給予囚犯家屬通訊的優惠待遇，並放寬關於限制發給老年有病者養老金的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