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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就其本身而言，並不更有條件來加強反對派的力量。原來的自由國家黨一度曾經是抗衡那些屬於兩大教派的教條主義政黨的一股重要的、有影響的力量；可是經過不斷的分裂，它的力量大為削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它只能指望百分之五的選民支援它。接著，在戰後，又有許多自由主義者被吸引到新成立的工黨裡去。然而，1945年3月建立了一個“自由黨”，吸收了原自由國家黨和自由民主黨的大部分成員，以及其他一切具有自由主義思想而又不樂於參加工黨的人。自由黨舉著個人自由和自由競爭的旗幟；它主張自由貿易；它雖然在原則上並不拒絕社會立法，卻反對國有化，反對限制自由企業。可是在1946年選舉中，這一新生的自由黨仍然只贏得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的選民的支援。它喜歡把自己看作是一箇中間派的政黨，理由是，它既反對天主教黨的“教條主義”，也反對國有化和國家干預；但這種說法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為，這樣的角色已經由當時聯合執政的工黨與進步的天主教黨人之間的聯盟所擔任了。

荷蘭人和其他國家的人們對於戰後荷蘭情況所發生的變化的主要批評是，局勢過於平靜、過於單調了——儘管經歷了戰爭和敵佔的鉅變，儘管在殖民帝國內發生了造反，國內開始時也有過嚮往改革和進步的熱忱，政治生活卻仍回覆到了幾乎令人失望的常態，或者不如說是回覆到了戰前的原狀。因此，當美國宣佈了那個幫助反對共產主義的杜魯門主義時，荷蘭財政大臣利夫廷克幾乎帶有哀傷的情調宣稱：“我們生活的地方離政治風暴中心還不夠近，因而沒有條件取得政治貸款。”然而，發生了這麼多真正的變化而在外表上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明顯的改動，這實際上也許是荷蘭人和英國人同樣享有的那種政治上的順境的一個象徵。

第四章　丹麥

第一節　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丹麥已經獲得了也許是世界上最成功、最進步的社會民主國家的名聲，而且，雖然它在戰爭期間也遭到了一些鄰國所遭受的許多苦難（但人們普遍認為它沒有遭受這些苦難的全部），可是到戰爭結束時，它同這些鄰國不同，國家生活和各種制度的結構大體上還保持完整無損。這一可喜的局面也許該歸功於這樣一個事實：同別的西方國家的歷史相比，它在政治上走上健全穩定發展的軌道是很晚近的事，而且這些成就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取得的，丹麥人對之記憶猶新，從而使它得以勝利地熬過敵人佔領的折磨。換言之，丹麥從某種意義上說還是處於一種革命的精神狀態：它在被佔領期間並沒有準備去奴顏婢膝地屈從納粹的壓迫，在解放後的最初年代中也並不感到有共產黨圖謀奪權的危險。正由於丹麥改革家們的這些成就，丹麥這座國家大廈已被打掃得如此清潔衛生，那種很易於滋生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社會不滿的病菌已很難找到幾個沒有打掃過的角落來建立它的孳生地了。

丹麥的社會與政治生活之所以解放得比較晚，它進入“現代國家”行列之所以比較遲，那是由於1849年它在民主政體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未免過早，也過於突然。當然，那個時候其他一些歐洲國家也已經在出現民主外貌的一些主要特點，這些特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仍然保留著，可是就丹麥來說，卻是為時太早，因為它勢必從專制制度一下子直接轉變為民主，而大多數有關的其他國家，早已在這之前的一系列發展階段逐漸甩掉專制制度了。

就象別的一些實行議會制過早過猛的國家一樣，丹麥先曾於1660年走向另一個極端，給自己建立了一個世襲的專制君主政權。這個在理論上說來是專制的政權，在其後期卻採取好幾個走向議會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極為重要的步驟，而在1849年，國王還居然讓這個國家有了一部民主的憲法。然而，這一措施，卻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脅的那些人中間，壓出了一陣反動，這陣反動之強大，足以使憲法條文幾同虛設，並把民主自由的實現推遲了達半個世紀之久。繼這一挫折而來的轉向專制政治的倒退，不僅與西歐當時的一般發展趨勢完全脫節，而且也加劇了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對抗，增強了享受不到特權的那部分人的激進傾向，而當時，激進主義正由於種種其他原因而在到處得勢。另一方面，這一倒退也有它激發進步運動的好的一面，這些進步運動，正因為是在反抗精神中產生的，就顯得格外有力。因此，在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這一在其他方面說來是政治倒退的時期中，有一些制度諸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