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於“動手幹”的那股勁頭。北美洲大陸的幅員遼闊似乎誘使美國人好講大話，思考問題好作“非黑即白”的結論。美國的自然資源極為豐富，有充裕的條件進行無窮無盡的試驗，這就使得美國人對研究細節缺乏耐心，對深思熟慮所必需的延擱忍受不了。美國人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很自然地使他們滋長自信，確認其制度盡善盡美。他們對科學方法的尊重使得他們相信，無論什麼問題，只要有正確的方法，加上必要的決心，都能夠得到解決。美國人除了具有上述品質外，還有反覆無常的缺點，容易感情衝動，為一時一事的情緒所左右。按照美國人的輿論，很容易在制訂政策時熱情有餘而認識不足，執行政策時則容易一往無前，不留餘地。美國人堅持己見固然是熱情不足，但是如果在實踐中碰了壁，放棄己見也是非常迅速的。歸根到底，美國公眾的頭腦極靈敏，但是在最後得出正確結論時不免要經過一系列左右搖擺，而這種搖擺暫時會使人大傷腦筋。

就德國問題而論，美國人的這類傾向表現得更為突出，這是因為很多的決策必得由一個人來掌握，而這個人行事容易流於機會主義，當時健康狀況又每況愈下。美國人一向十分熱衷於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但是在德國問題這樣一個突出的事例中，使用科學方法竟如此之少。對此，外界觀察家實在感到驚異不已。自然，美國有許許多多德國問題專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等等，他們在地位較低的崗位上從事研究工作，他們所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一種共同傾向（如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工作手冊這個插曲所顯示的那樣），即主張採取溫和的對德政策。但是當你從負責的階梯一級一級向上升的時候，光就轉化為熱，從上層掌握決策的一小群人所輻射出來的溫度是鼓勵採取嚴厲政策的。而總統本人的態度並非完全首尾一致，既然連總統也沒有明確的指標，那麼就不可能形成一致同意的穩定的政策了。

美國人處理德國問題的指導思想是：納粹分子作惡多端，對他們必須採取嚴峻措施；有可能把德國改造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對世界的前途來說，美蘇友誼至關重要（對英關係不適當地過於親密可能會干擾美蘇友誼）。所有這些指導思想都被視為信條，其正確性無需懷疑；雖然其中每一條都可以找到證據來說明其可行，但是實在沒有理由說其中任何一條是以冷靜研究一切客觀事實為依據的。所以把每一條付諸實施時都可能證明是不充分的，而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就會毫不猶豫或毫無遺憾地對之進行更改。此外，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1944—1945　年期間的對德政策是由不可思議的少數人27　來擬訂的。一旦其中死了幾個，換了幾個，就會由新的班子來掌權，從而採取不同的方式來處理這一問題。

那股衝動的勁頭和不穩定性不僅表現在官方政策方面。按照美國軍隊的傳統，前線指揮官在戰略部署上一向享有較大的機動處置之權，作為軍政府的首腦自然也享有這種權力。他們之所以擔當這種職務是由於有將軍頭銜而非由於他們對德國或對政治有知識。所以在美國佔領區內，各個地方實行的政策很多互相矛盾和不一致。另一方面，德國人抱怨得最多的是美國軍隊中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的行為難以捉摸。他們一會兒板著面孔固執得很，一會兒又變得和藹可親，伸手遞糖果給你了。他們的指揮官就議論過這樣一樁不可思議的怪事。正是那支要對聳人聽聞的克龍貝格城堡珠寶盜竊案負責的部隊，“在法蘭克福的地下貴重物品儲藏室裡發現了價值將近三億美元的金條，還有價值以百萬美元計的非貨幣黃金、珠寶以及保證物歸原主的文書”。

有很多理由可以認為，對任何一個戰勝國來說，最適宜的政策莫過於寬嚴結合，恩威兼施，而這也是1945　年以後在德國最有把握獲得成效的政策。

要把寬與嚴、恩與威掌握得恰到好處，這是極端困難的。但重要的是在全過程中要使兩種要素都起作用。如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極端以求均衡，結果就不很理想了，而美國的傾向就是兩頭搖擺。對美國政策的主要批評意見就在於此。對於一個初次充當國際舞臺領導角色的國家來說，產生這種政策上的搖擺性也是不足為奇的。一開始就表現出來的誠意，人們通常是不會以錯誤視之的，而當實踐證明需要改變時，勇於改變意見，這也不會使人感到遺憾。

如果美國堅持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世界上長期以來對美國奉行孤立政策感到痛惜的人是沒有多少理由口出怨言的。事態發展畢竟是這樣：如果沒有美國的寬宏大量、熱情和力量，德國的情景一定會變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