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期內，不太仔細的觀察者們，很難看清它在戰敗和被征服時期直接或間接所受損失的嚴重性。也許，直到解放後六年“王位問題”尖銳化之時，人們才充分意識到佔領所帶來的影響。的確，在這一問題未得最終解決以前，外表上的政治穩定必然只能是騙人的假象；在許多方面有著如此根本分歧的國家裡，君主政體作為一種統一的力量是起著很重要作用的。在王位空缺著或成為不和或爭吵的原因時，國家往往分裂成為各個組成部分。是一些怎樣的組成部分，它們的劃分在多大程度上是有交錯的，這將在後面另一節中詳細論述。這裡只需要指出這樣一點：由於國王只支援其中一個部分，而不是超然置身於各個部分之上，這就大大增加了這些相互對立的勢力之間發生不可挽回的分裂的危險。

不僅如此，在比利時如同在一些鄰國一樣，德國人的一度佔領，留下了危險的心理上的後遺症。違法、經營黑市、怠工、破壞和殺人，曾經被認為是愛國的行動，如此達四年之久。人們學會了怎樣自任法官，自任警察，自任執刑人。現在解放後，要比利時人重新記住愛國意味著遵守法律和服從命令，就困難了。德國人的壓迫和國內左翼抵抗運動領袖們的鼓動，再加上流亡在倫敦的領袖們的鼓勵和許願，促使人們要求在社會和經濟方面進行激烈的改革，同時也使人們藐視那個當時已經回國來以“一切照舊”的自滿精神統治國家的戰前保守政府。

在法國，人們雖也有著很類似的心情，抱著很類似的希望，但由於有戴高樂將軍的領導，問題就比較簡單，因為戴高樂一開始就曾是抵抗運動的、甚至是革命的象徵，解放以後也仍然是一致公認的權威核心。比利時抵抗運動沒有產生堪與戴高樂相比擬的人物。回國來的比利時首相於貝爾·皮埃洛毫無革命氣息；不存在什麼皮埃洛神話。皮埃洛是一個誠實、疲憊、軟弱的人，只希望把他的國家帶回到“美好的舊時代”。法國的《人民報》（1944年11月30日）寫道：“這恰恰就好象在我們新生的法國來個達拉第重新執政一樣。”按常理說，國王可以——實在是應該——擔當起國家領袖的角色。但當時實際上這個角色可以說是由他的兄弟查理親王部分地擔當著。國王本人失去了當領袖的資格，因為他沒有肯參加或援助抵抗運動，同時還因為他在其他方面名聲也不好。皮埃洛政府也並不比他更有資格些，因為盡人皆知，他們在國家剛被佔領的時候，在對德國人和對國王的態度上，曾動搖不定，他們是不孚眾望的，他們的權威是有爭議的。在其他被佔領國家，元首或政府也有暫時流亡國外的，但對他們的權威始終不曾有過懷疑，因而在艱難的歲月裡，他們能夠給人民提供指導。

所以，沒有什麼奇怪，一般比利時人在政治問題上本來就抱有的懷疑主義大大膨脹起來，使他們變得難於對付，使他們對戰後試圖把正常政府的那具“馬籠頭”輕輕套到他們頭上去的那些人心存疑慮。不過，如果說比利時人的多疑和難以駕馭使試圖重新統治他們的舊主人深感吃力不討好的話，他們的這些品質也會對任何想當他們新主子的人產生相當大的懷疑，不管後者偽裝得多麼民主。比利時民族總的說來比法國人更篤信天主教，而一般的比利時人同一般的法國人比起來，對共產主義所抱的本能恐懼心要大得多，識破共產主義的活動策略也要早得多。德國人在佔領期間關於共產主義禍害的宣傳，無疑是有些影響的，除此以外，有一些比利時抵抗運動組織肯定是帶有右派色彩和反共色彩的。不僅如此，解放後，形勢誘使共產黨人過早地攤了底牌，這從他們的角度來說並不真正得策。從共產黨人對他們在比利時和法國遇到的兩個類似挑戰所作出的不同反應中可以看出，他們知道他們在比利時的地位並不象在法國那麼穩固。當戴高樂決定解散民兵，打破抵抗運動部隊對民事生活的控制時，法國共產黨人提了抗議，但還是讓了步，滿足於暫且等待時機；可是當皮埃洛採取同樣步驟時，比利時共產黨人卻覺得時間不容再等待了，就進行了反擊，結果失敗了，衰落了。然而，皮埃洛政府的勝利是付出了極大代價的，因為，這場鬥爭的結果使他們同共產黨人一樣威信掃地，其後不久，他們就因鬥爭中所受的損害而下臺了。

人們原可以指望，透過這次事件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政治穩定，由主張溫和與循序漸進的力量組成政府，作為這種政治穩定的基礎。可是就在這一決定性時刻，早就被認為是國家隱痛的王位問題公開爆發了，重又徹底毒化了政治氣氛。在此之前，君主應超然於政黨政治之上，一向是一條普遍承認的原則，同時也從來沒有人對君主政體作為一種制度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