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而來的是一個危險的僵持局面，直到1946年12月12日，當社會黨元老萊翁·勃魯姆在人們敦促下同意從退休中挺身出來試行組閣時，僵局才得開啟。很可以說明當時那種氣氛的是：勃魯姆在五百九十張選舉總理的選票中贏得了五百七十五票，他還取得了共產黨和人民共和黨兩方面的同意，由他組織一個清一色社會黨人的內閣，在選出總統、成立第四共和國第一屆根據憲法組成的內閣之前執行政府工作。到這時，實際上是解放以來第一次，總算有了一個同心同德的內閣，堅持不懈地致力於解決當前的問題。它所提出的用凍結工資和降低物價來穩定經濟的計劃，人們起初一般都沒有信心，可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勃魯姆關於立即減價百分之五的號召居然收到了效果。到勃魯姆卸任時，他本人和社會黨的聲望都有了急劇的提高。

新憲法於1946年12月24日生效。由於戴高樂事先已宣佈他不想競選，因此在1947年1月16日舉行的一次兩院聯席會議上，國民議會議長社會黨人樊尚·奧里奧爾當選為第四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奧里奧爾隨即挑選他的社會黨同志保羅·拉馬迪埃出來組閣。拉馬迪埃把共和左翼聯盟也拉入政府，試圖把原來的、現已顯得有點缺乏生命力的三黨聯合執政擴大成為四黨聯合執政，可是，不出三個月，這一四黨合作的實驗就宣告破裂。外界事態發展的壓力迫使各黨間在看法上和立場上的根本分歧暴露了出來，這些分歧本來是由於權宜之計、由於政策和感情等方面的考慮而暫時被掩蓋著的。法蘭西聯邦的每個角落都在動盪不安。在印度支那和馬達加斯加爆發了公開的叛亂；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等處的騷動在發展；甚至有熱帶非洲和塔希提也在鬧獨立運動的謠傳。共產黨人根據他們鼓勵屬地民族主義運動的偽善政策，主張不惜任何代價接受叛亂者的條件，而他們的內閣同僚們（甚至也包括社會黨人在內）則都認為，如果還想儲存一點法國影響的話，必須用暴力去對付暴力。不過，共產黨人認識到他們政策的不得人心——這是解放以來他們第一次甘冒違反傳統民族情緒的主流的風險，——沒有在這一問題上迫使爭執白熱化，卻另選了一個比較得人心的事由來進行真正的攤牌。

拉馬迪埃政府奉行著勃魯姆的穩定經濟政策，這就需要長時期地凍結工資；但是這個計劃雖在穩定幣值方面似乎確有實效，在降低生活費用方面卻顯得不那麼成功。工人們開始覺得他們在承受穩定政策的全部負擔。一連串罷工事件爆發了，共產黨支援罷工者並譴責勃魯姆計劃；最後，在共產黨人同拉馬迪埃發生了一場兇猛激烈的鬥爭之後，拉馬迪埃迫使共產黨人退出了政府。這是解放以來第一次，共產黨人不再充當使勞工採取合作態度的保證者的角色，而是恢復了他們作為勞工方面造反領導人的本來面目；同時，也是解放以來第一次，社會黨人決定留在一個沒有共產黨人參加的聯合政府內，甘冒嘗試同人民共和黨人一起參加一箇中間派政府的風險。但是後一個事態發展卻是前一個事態發展的必然結果，正由於共產黨人丟掉了他們的愛國假面具，日益公開地同莫斯科站在一起，從而在法國政界中自陷於孤立，這就給新的聯合政府幫了一個大忙——同時也給社會黨幫了大忙。與此同時，不久前剛宣佈的馬歇爾計劃連同它給人們帶來的經濟和財政上得救的希望，發揮著雙重的好處，既為溫和派民主力量創造更有利的氣氛，以便於他們制訂出自己的造福於國家的方案，同時也迫使共產黨人暴露出他們是民主的敵人的真面目。

但儘管如此，中間派集團的前途絕不是因此就有了保證。參加這一集團的各黨派只是在驚慌之餘才走向合作的，它們相互間充滿著疑忌，而且又經常受到現已被趕出了政府的共產黨煽動起來的癱瘓性罷工的威脅。如果它們不能為國家提供一條行得通的可供選擇的出路，那末，前途顯然將會充滿巨大的危險。但就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刻，戴高樂斷然認定時機已經成熟，該由他出來，組織他的法蘭西人民聯盟來為法國提供至少一種可供選擇的出路了。只有到了這時，當那個按照他的意願建立的組織在一夜之間發展成了這樣強大的一股政治力量，以致它同共產黨機器之間的迎頭相撞看來已可怕地迫在眉睫時，法國民族才出於其尋求調整的本能，產生了一個叫做“第三種勢力”的更有分量的中間派集團，來發揮其舉足輕重的平衡作用。

第二章　比利時

第一節　引言

1944年底比利時獲得解放後，它在外表上和物質方面的恢復速度，與其他被佔領過的國家相比，是如此令人注目，以致在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