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卡多根爵士代表英國發言。他指出，1936年條約在其1956年期滿之前，只有經過雙方同意才能法律上加以修改。埃及的論據說，由於軸心國對和平的威脅已不存在，簽訂條約時的那種環境也就有了變化，從而應當適用事過境遷原則，可是這原則在任何國際法庭中都是不會得到支援的。關於把英國軍隊駐在埃及說成是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的那種提法，正是埃及所引用的1946年12月14日決議的文句，把“條約中自願和公開表述的”同意一方軍隊駐在另一方領土之上一事作為例外情況，“。。與憲章並不牴觸”。他引用了一系列的話，證明1936年條約在埃及幾乎是受到一致歡迎的；條約神聖也是國際法的一項首要原則。他的政府以“最同情的態度”來看待埃及修改該條約的要求，並提出在合理的條件下從埃及撤出英國軍隊。貝文一西德基協定沒有生效，“只是由於一個原因，即埃及不準備將來給予蘇丹人民以自決權利，亦即埃及為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所力爭的那種權利”。

8月11日，當安全理事會繼續就這個問題開會時，努克拉希首先被邀發言。他把卡多根5日的發言說成是“為十九世紀帝國主義而作的一份肆無忌憚的辯護詞”。卡多根則在答覆中再一次宣稱，英國之所以抓住1936年條約不放，只是因為埃及藉口蘇丹議定書問題否決了貝文一西德基草案的緣故。

＇他說＇努克拉希帕夏回答說，安全理事會決不應受到“雙方法律上種種權利問題的阻撓”。“不管條約不條約”，安全理事會應該一律照章辦事。一旦締約的一方說它對所承擔的義務不滿，以致寧肯使其人民製造對和平的威脅而不肯再繼續承擔這些義務時，安全理事會就應該把條約所規定的種種權利問題丟在一邊。那些蓄意要達到他們的願望的埃及政治家們，一直不斷地煽起反對這個條約的情緒。如果存在著任何對和平的威脅的話，正在製造對和平威脅的，正是這些埃及政治家。

這時，討論已進入一般性辯論的階段。

波蘭代表發表意見說，安全理事會不應該由於本問題的法律規定方面而束縛了自己的手腳：一個“就其宗旨來說已經過了時，而就其目的來說已經實現了”的條約，對一個成員國的“正當的民族願望”和主權是起了障礙的作用的。在關於英國軍隊“立即、完全和無條件”地從埃及和蘇丹撇出一事上，波蘭將支援埃及的要求，不過目前尚提不出有關“自治政府和自由政治機構的發展”問題的解決方案，但後者則應是聯合國在蘇丹問題上的首要目標。

俄國代表葛羅米柯發表了同樣的意見。

8月20日，巴西代表提出一項決議草案，建議雙方“恢復直接談判，如果談判失敗，則就雙方自行選定的其他和平方式以達成一項解決爭端的方案”。中國（國民黨人）代表建議在該決議草案序文中增加一段，說明英國已部分地從埃及撤出了它的軍隊，並且準備談判全部撤出的問題；他還補充說：“我不能理解本安全理事會怎麼能夠成為安排剝奪蘇丹人民這種自決權的集會，而這種啟決權正是聯合國憲章的基礎。”美國、法國和比利時的代表支援巴西的建議，該建議認為卡多根所提出的那一項要求，可以把1936年條約的效力問題提交國際法庭來裁決。

但是，努克拉希把巴西的提案看作是“逃避’安全理事會“主要責任”的遁詞而加以拒絕：對於英國根據1882年“侵略”的那種“原始罪惡”所提出來的主張，埃及都不予以任何特殊考慮。他同樣也拒絕了澳大利亞所提出的，在影響蘇丹人前途的情況下應與蘇丹人進行協商的部項修正案：努克拉希堅持說，埃及政府“將透過協商辦法來解決蘇丹前途問題，但不是同英國協商，不是同那些被英國的佔領束縛住手腳的蘇丹人協商，而是同那些能夠按照他們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的蘇丹人協商。在這件事上，聯合王國是沒有份的，而且我們也不準備同它談”。他冠冕堂皇地說了一大套：“我們將不背棄蘇丹人。我們將不惜一切來保護他們不受一個外來的、陌生的帝國主義者的侵犯，使他們不致陷入到被奴役人民的洪流中無法自拔。。我們更不會拿蘇丹人民的前途作交易。”他的這些話絲毫不曾消除安全理事會所得到的那種不良印象一一即（正如卡多根所強調那樣）“蘇丹自決的全權。。顯然埃及政府是不承認的”。

法國同埃及的關係近來也變得緊張起來了。這是由於埃及未經法國許可就派了一艘輔助艦帶著穀物去救濟突尼西亞的災荒，以及由於埃及讓摩洛哥人穆罕默德·阿卜德·卡里姆（阿卜德·克里姆）到埃及來避難一他是在被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