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姆以東的更堅固的帕辛萊爾峽道。與此同時，在8月28日，莫斯科電臺就尖銳地批評了這次土耳其和“反動的”美國報刊所製造的大吹大擂的宣傳，即美國航空母艦“富蘭克林·D·羅斯福”號與其他七艘軍艦駛抵地中海，以及英國兩艘驅逐艦行將到伊斯坦布林進行訪問。

正是隨著這種“神經戰”的準備，9月24日，蘇聯向土耳其政府遞交了一項新照會。它堅持認為：黑海被陸地所包圍，與直布羅陀海峽和蘇伊士運河那樣的國際海道相比，性質是根本不同的，這因為黑海的入海口主要涉及到黑海海岸各國，而國際通道則必須有利害關係最大的一些國家參加，形成“一種國際控制”——儘管這種控制並沒有得到實現。土耳其對蘇聯共同管理海峽的建議不分青紅皂白地加以反對，這暴露了它的懷疑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而且這有損蘇聯的尊嚴。。。如果土耳其竟然在拒絕接受蘇聯建議之後，開始與某些非黑海國家一起在海峽採取軍事措施，這種舉動當然就與黑海國家的安全利益背道而弛了。10月9日，美國和英國政府遞交的照會對此作了回答，表示的意見是，波茨坦會議建議的蘇土之間進行直接會談，現已達到交換意見的目的，因此，沒有理由再繼續下去了。美國和英國政府仍準備參加蒙特勒公約締約國的會議，以考慮該條約的修訂。10月18日，土耳其送交的復照大體上重申了土耳其8月22日照會中的論點，並提出新的理由，不承認海峽問題是黑海國家的專有特權，即海峽成了“兩個世界。

——指黑海北部的蘇聯世界和地中海與地中海以外的“自由”世界——之間的一個聯絡，這就使上耳其處於“一種特殊微妙的地理位置”之中。在該照會發表前，《真理報》評論員大衛·薩斯拉夫斯基在10月20　日作了評述：“土耳其外交的產品只不過是英美原樣的一種翻版。。。來自美國的翻譯者正在成為土耳其外交中的關鍵人物”，而土耳其外交所反映出來的美國人講的話，“與其說是其中一切冠冕堂皇的東西，倒不如說是其中一切蠻橫無禮的東西。”

事實上，在前一天，進出口銀行已批准向美國企業家提供二千五百萬美元的擔保，使後者得以把這個數目的信貸借給土耳其政府，作為其購買機車、車皮、修理廠和重建國營工廠裝置之用。這些國營工廠在戰爭期間因無法從德國獲得零件而遭受損失，在1939年以前大部分零件是由德國供給的。

據說，在11月，保加利亞對希臘共產黨游擊隊的支援有所增加，不幸，該游擊隊是在靠近土耳其在色雷斯的西部邊界，很顯然，這給伊斯但布林共產主義進行新的“政治迫害”提供了機會。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伊斯坦布林與色雷斯以及海峽海岸一帶曾一直處於戒嚴法管制之下，當12月6日，國民議會投票決議戒嚴法再延長六個月時，民主黨代表反對這個“鎮壓集會和停止報刊措施”的決議。然而，在12月17日，地方軍區的指揮官宣稱，已採取嚴厲措施，以結束共產黨人授意的活動，這些活動對擾亂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生活是個威脅。在被鎮壓的組織中有社會主義工農黨（由曾在莫斯科受訓的謝菲克·許斯尼·代格梅爾蒂克博士在上一年內合法地成立的，他原為1920年成立的土耳其共產黨總書記，但該黨被阿塔圖克所鎮壓）；由埃薩德·阿迪爾·米斯泰賈比領導的土耳其社會黨；伊斯坦布林工人工會聯合會以及伊斯坦布林工人俱樂部。八家被認定為顛覆性的刊物被勒令停刊，七十多名嫌疑者被捕，其中五十六名終於受到審判，內有四十五名被判以一年至五年不等的徒刑，謝菲克·許斯尼·代格梅爾蒂克判刑最重，而埃薩德·阿迪爾·米斯泰賈比則在十一個被釋者之列。美國評論家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從安卡拉報道說，土耳其人估計蘇聯在上耳其花費的宣傳費，大約從十八萬美元到五、六倍於此數；即使這個數字可能被誇大了，而“有資格的觀察家們”確信，蘇聯正在利用對經濟的普遍不滿情緒，爭取（可能是透過保加利亞）人們倒向共產主義。莫斯科電臺對土耳其報紙呼籲“勞資之間的調和”一事進行諷刺性的抨擊。此後，土耳其政府於1947年2月20日又公佈了一項新法律，允許僱工（但非政府工作人員）和僱主成立工會，但禁止罷工和閉廠以及組織帶有政治綱領的工會。

在此期間，由於感到戰爭已經使國家的經濟日益枯36竭，戰後的英國工黨政府試圖在國內建立一個福利國家，並減少其所承擔的帝國義務。1947年初，英國遇到了煤炭不足的問題，而這恰巧又是六十六年來最冷的一個冬天，使情況變得更加嚴重，構成了英國經濟生活勢將癱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