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參戰，但是想得到它的幫助是需要付出代價的，而當各交戰國所有的資源都被完全用到更重要的戰線上去的時候，這種代價無論是哪一方都是無法付出的；土耳其政府非常精明，每當它被軸心國或盟國壓得透不過氣時，它就不時作出一些權宜性的讓步。不論從整個地中海到土耳其自己的國界這個範圍來說，土耳其政府都逐步壓縮了他們在1939年10月三國條約中所承擔的義務，在這方面他們並沒有表現出什麼特別英勇豪邁的氣概；然而這樣做至少是現實的。1941年4月，土耳其未能按照巴爾幹協約國公約兌現他們的保證，在希臘遭到保加利亞的侵襲時，要給它援助；不過在那個多災多難的春天裡，土耳其對加強巴爾幹協約，使之成為抵擋德國的一個有效壁壘這一前景所作的判斷則比英國政府更為冷靜，它不顧一切地竭力製造某種障礙，俾能遏止預料中的德軍進入中東，而無需要有足夠的英國軍隊來使中了催眠術的巴爾幹各中立國放心。希臘陷落後，英國政府就不得不兩害取其輕而接受土耳其繼續保持其中立及同德國的友好條約。但是，土耳其人並無意再對德國人作出任何超過不可避免的最低讓步。一旦德國對蘇聯的入侵給了土耳其以暫時喘息的機會，它就開始向兩個大國集團都爭取達成有利的交易。它以提供（或答應提供）戰略原料和給予（或答應給予）政治上的優待來換取二大集團的軍火和其他重、輕工業製品。分析一下，實際上可以肯定，在土耳其以外，英國正是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因為在英、美和軸心國之間，土耳其政府一貫是偏愛前者（在當時有利於土耳其的範圍內），但是，英…蘇聯盟使得這個相對來說很簡單的推斷複雜化了，因為在簽訂納粹…蘇聯互不侵犯條約的二十二個月時間裡，毋庸置疑，蘇聯的政策喚醒了土耳其對蘇聯傳統的、然而是潛在著的疑慮。自1941年以來，馮·巴本就一直充分利用了這種懷疑的心理；而且，由於德國相信蘇聯的潰敗實際上已成定局，所以為了在土耳其建立起親德反蘇的感情，它謀求喚起土耳其政治和軍事統治者們對“解放”在蘇聯二千萬操土耳其語的穆斯林的興趣。而且，正如這種跡象的趨勢所表明的那樣，如果蘇方的代理人——不論是哪一級的，——真正牽涉到1942年2月企圖炸死馮·巴本的流產事件中去的話，那麼，土耳其政府就又多一條理由，寧可縱容德國外交官的各種活動，也比似乎是蘇聯大使館常客所策動的使他們捲入到戰火中的企圖為好。但是，在這整個危急的一年裡，土耳其避免了對德國作出任何明確的保證，而且直到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的局勢轉變時為止，土耳其的這種小心謹慎政策始終給受到巨大壓力的美國人和俄國人帶來好處。

不過，如今土耳其這一顯然是自相矛盾的中立政策開始暴露出來了：因為當丘吉爾在獲得美國的物力援助下，肅清了在中東的軸心國軍隊後，他計劃把這一戰區用作進攻巴爾幹半島的基地，因此，曾經在外交上把馮·巴本矇混過去從而在危急的歲月裡掩護了英國北側的土耳其，如今卻開始在犧牲英國的情況下重施這種矇混伎倆。似乎丘吉爾在順利度過其“開始的結束”後所表現出的高興情緒，說明他在阿達納會議上把土耳其的熱誠的友誼過分地認為是想當然的事，但並沒充分考慮到土耳其謹小慎微的政治特性以及它不願在基馬爾革命的物質成就上冒風險的心理。土耳其決心想重建一個獨立的巴爾幹集團作為遏制蘇聯擴張主義的壁壘。但又不準備冒任何由於將德國從這一地區驅逐出去而引起的風險，在這一點上，土耳其政府可以說是優柔寡斷。但另一方面也應該說，由於沒有美國的援助而錯誤發動的多德卡尼斯行動計劃的失敗，給了土耳其人以絕好的理由觀望不前，而同時他們在開羅會議上的固執態度以及後來提出的關於保護其國內薄弱地區的一系列奢求，也獲得了羅斯福和他的顧問們的公開鼓勵。假若盟國在多德卡尼斯島的堅定立場得以確保，那麼，當土耳其人看到了盟國準備利用這一有利地位進一步採取行動的勢頭後，它原會給盟軍以相應的援助和支援的；可是事實上，盟軍在它家門口的挫折以及盟國在莫斯科和德黑蘭會議上的詭秘行徑，進一步加深了土耳其這一病態性的憂慮：即到頭來它會成為盟國團結祭壇上（事實上這種團結並不存在）的殉葬品。接著發生了幾樁大事：盟國要用封鎖來終止土耳其對德國的鉻礦出口；對軸心國在海峽內船隻問題發生爭執；土耳其卑鄙地試圖討好蘇聯但遭到它傲慢的拒絕；盟國重新對土耳其施加壓力迫使它斷絕與德國的外交和商務關係；土耳其最後一分鐘（和埃及一起）爬上聯合國樂隊車——所有這些都是在前者巧妙地搪塞過馮·巴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