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倫敦的挪威政府對瑞典的這種干涉表示感謝，但示意瑞典應該用停止對德國出口鋼鐵的威脅作為抗議的後盾，但瑞典人拒絕了這樣做，因為他們唯恐採取這一步驟會導致德國人中斷對瑞典至為重要的煤的出口，甚至把它拖入戰爭。然而，挪威學生的命運吉凶仍是瑞典人最為關切的事情之一，他們一直在為營救那些學生而努力，直至1944年11月2日，德國才同意把他們遣送回國，以此作為交換那些在芬蘭重傷的德國士兵回國的條件。

1942年秋，挪威駐斯德哥爾摩公使館提出了在瑞典訓練挪威警察部隊的問題；但是，在1943年4月之前，一直未能為此採取具體的步驟，因為瑞典政府直到1943年4月才宣告他們不反對這項計劃，甚至還願協助實施該項計劃。挪威政府乃於5月12日正式批准了這項計劃，當月月底，瑞典社會事務大臣古斯塔夫·默勒口頭上表示同意。由此建立起來的職業警察部隊將從在瑞典的挪威難民中招募，名額限於一千五百人，包括官員和管理人員。這一安排被看作完全是一項民間事務，絲毫也不牴觸到瑞典法律和國際法。然而有趣的是：訓練的課程卻包括傳授和練習使用瓦斯、煙幕彈和炸藥以備應付現行的破壞活動及防止破壞活動。1943年11月2日，瑞典政府同意將另一支人數限於八千人的部隊訓練成一支警察預備隊。這支預備隊將具有更多的軍隊性質，而且將受陸軍軍官的指揮。1944年秋，這支預備隊的實力已增長到一萬二千人，瑞典政府也同意預備隊應在實戰條件下進行演習。德國公使館就這種“軍事訓練”提出的非正式抗議遭到了拒絕。1944年10月，當蘇聯軍隊越過挪威…芬蘭邊境時，挪威政府力主挪威警察部隊應儘快進入挪威北部解放區。瑞典同意了這一要求，並表示願意為這些警察部隊配備必要的武器和給養。挪威白皮書就這一點指出：“瑞典政府官員，不論軍官或文官，都為挪威的事業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但另一方面，瑞典又在4月14日拒絕了挪威提出的下述要求：為了防止挪威北部全部遭到德軍的破壞，瑞典政府應向柏林提出抗議，並輔之以可能進行軍事幹涉的威脅，這些要求在1945年4月17日再次遭到拒絕，因為瑞典政府考慮到，以相對不流血的方式解決德軍對挪威的佔領的前景已相當好，而加以軍事幹涉相威脅，可能會招致德國人的憤怒而加強抵抗。這一答覆使挪威人大為不滿。

在挪威被佔領的初期階段，瑞典紅十字會為幫助在德國的挪威平民囚犯所作的種種努力都遇到了簡直是無法克服的困難，因為這些努力不屬於1929年7月27日日內瓦公約條款範圍之內，而德國人對這項公約是大體尊重的。因而，要對這些犯人提供任何幫助，就得完全取決於德國人的善意；瑞典紅十字會也試圖獲得關於政治犯的情況，但這一要求一開始就遭到了拒絕，其理由是：在德國監獄裡的所有挪威人都是普通犯人（習慣法的囚犯）。當德國在1942年2月1日拒絕承認瑞典繼續代表挪威利益的權利時，瑞典為幫助這些挪威犯人所作的努力進一步遇到了障礙。儘管如此，瑞典駐柏林公使館仍繼續為這些犯人進行努力，瑞典紅十字會和瑞典基督教青年會都向這些犯人寄去了裝有食品和醫藥用品等的包裹，紅十字會一直為此承擔著全部費用，直到名為“支援挪威”的組織接管了這件事為止。1943年秋天，德國禁止投寄這類包裹，於是在1944年夏天就有大約一萬五千件五公斤的包裹存放在柏林和德國其他適當的中心區，由瑞典公使館在犯人中進行了分配。根據挪威白皮書所載，瑞典當局和瑞典公民繼續給了他們以最大的幫助，並竭盡全力，使個別犯人免遭處決或獲得釋放。“但是，”白皮書寫道，“當然，不論是挪威方面還是個別瑞典人對這些事情的奔走營救或主動幫助，其結果如何都是不大可能在挪威檔案中找到文獻證明的。”

在德國集中營裡不僅挪威犯人，還有其他國家的犯人被遣送回國這件事上，瑞典所起的作用是眾所周知的，無需在本章里加以詳述。因為，在挪威白皮書中以及貝納多特伯爵和瑞典、挪威的一些作家的著作裡對此都已有過詳盡的論述。在貝納多特伯爵代表他的政府和瑞典紅十字會對德進行的艱難談判過程中，據說報界始終保持著一種令人欽佩的剋制態度，避不做任何評論，以免可能因此觸怒德國人而使得談判即使不致夭折也要更加困難。1945年5月1日，貝納多特伯爵從德國歸來能夠向政府和紅十字會彙報：已有一萬五千名犯人（其中七千名婦女）獲得了營救。這些犯人大部分是屬於挪威或丹麥籍的，但女犯中也包括法國、波蘭、荷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