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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新的工黨政府的某些擁護者希望並相信，由於艾德禮和他的同僚是社會主義者，他們將能夠同斯大林建立起任何保守黨政府都不能希望建立起來的較好的關係。但是這與其說是認真的信念，倒不如說是一種競選的論調。結果，艾德禮和貝文對於丘吉爾在歐洲的對外政策未作多大的修改，如果說斯大林對他們有區別的話，他對英國的社會主義比對英國的保守主義表示出更少的好感。俄國人為了反擊英美對他們在東歐的行動所提出的抗議，把他們的宣傳集中在攻擊英國在希臘、印度尼西亞和其他地方的行動上。因此，工黨政府始終沒有機會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和共產主義的俄國之間起斡旋作用，象某些擁護工黨政府的人原來希望它能夠辦到的那樣。

事實上，英國政府面臨的經濟和其他困難非常之大，以致官方選擇的餘地很小，相應地，公眾爭論的範圍也就很小。就經濟方面而言，英國不得不從美國獲得援助，否則便要面臨難以預計的大災難。在政治方面，英國和俄國的利害關係在歐洲互相沖突，除非英國政府樂於放棄置身大國行列的全部主張，聽憑俄國人在歐洲大陸上稱王稱霸，否則只好反對並抗議俄國的擴張，此外起不了別的作用。

這些冷酷的事實並不總是英國公眾易於忍受的。例如，據說工黨的知識分子臺柱之一哈羅德·拉斯基曾經在1946年5月12日講到，萬一遇有必要，在工黨政府執政下的英國將支援俄國，而不是支援美國，而比弗布魯克勳爵的報紙所煽動的死硬的帝國主義分子則提出抗議，反對從美國獲得貸款，理由是它將破壞英帝國的經濟基礎。但是這些都是不大有人理睬的呼聲。丘吉爾在密蘇里州富爾頓發出的同美國親如手足地聯合起來的要求，加上貝文對俄國擴張的堅決反對，更為貼切地符合於英國公眾一般的心情。因此，對外政策不象在美國那樣，並沒有引起很大的爭論。人人幾乎都認識到，美國的友誼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然而不幸，俄國的友誼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是不可獲得的。戰後國際政治的重要抉擇取決於俄國和美國。由此看來，決定世界大事趨勢的，是俄國和美國輿論的風向。英國人同世界其餘的人民一起夾在這兩大巨人之間，只能急切地等待美國的援助，一面將信將疑地希望俄國會回心轉意。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世界經濟關係中促成了兩項重大的，而且多少有些矛盾的變化。首先，在大戰的歲月中，當其他的主要交戰國或多或少都蒙受損失和破壞時，美國的財富和生產力卻增長了。結果，戰爭結束後所出現的是，一個財富高度集中在美國人手中的世介面對著一個赤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大部分國家除了報之以政治支援，也許還有感激之情外，它都無力償付。

其次，在大戰期間出現了經濟活動從屬於政治和軍事目的的現象，其規模在歐洲歷史中是沒有先例的。在戰爭的年代裡，所有主要的交戰國，都決心想設法把勞資結合起來生產商品，不管價格和贏虧；就連在外圍地區和中立國家裡也覺得必須由政府來控制物價、進出口商品、財政政策等等，或者覺得由政府控制為宜，目的是減輕戰爭對既定的經濟體制的衝擊，並把經濟活動納入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渠道里去。一種新的世界經濟體制出現了，政府在這種經濟體制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在制定政策時不顧自由市場經濟的作用或者以有意識制定的政策取代自由市場經濟。

這兩項重大變化之間的奇怪的矛盾在於這一事實：在世界所有的主要國家中，美國從心理上講最不準備接受對經濟關係實行政治控制，作為社會生活中一個永久的或正常的特徵。在大戰期間和大戰剛結束後，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大半是出於想降低貿易與財政往來的政治壁壘這一願望。這樣一種政策當然會給美國的工業和農業帶來很大的好處，而美國本來就在工業和農業這兩方面的大規模生產中享有相當大的技術優勢。不過美國人並不認為他們主張採取自由政策只是或純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