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這兩件事，斯大林在1946年下半年不得不面對英…美的共同戰線。美國本身的經濟實力和潛在的軍事實力，把這一聯盟的領導責任愈來愈加到了自己的肩上。

國際經濟和政治領域裡的這些發展，還帶來了俄國、美國和英國宣傳和輿論方面的變化。象通常那樣，輿論的變化部分地是國際事態發展的結果，同時它又促成外交政策的進一步變化。國內的壓力與問題也是促使俄國和美國逐步出現那種新的輿論的重要因素。

最為顯著的變化發生在俄國。大戰結束後，接下去是一場明顯的反動。布林什維克的口號和意識形態正式恢復過來，而戰時產生的傳統的大俄羅斯型別的愛國主義，則被小心地拋開了。俄國對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成績的歌功頌德絲毫沒有忽略，不過官方的解釋卻把成就日益歸之於使偉大的斯大林能夠預見到資本主義的進攻和作好準備的蘇維埃制度和正統的學說。既然表達輿論的工具是完全受中央控制的，這種改變就很突然。1945年8月，最高蘇維埃主席米哈伊爾·加里寧發出了這種新的論調：“但是就連現在，在獲得歷史中最為偉大的勝利以後，我們一刻也不能忘卻這一根本事實：我們的國家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取得的勝利並不意味著我們的國家結構和社會秩序所面臨的全部危險都已經消失。僅僅是希特勒德國威脅我們的最具體、最直接的危險消失了。”1945年11月6日，外長會議的第一次會議失敗以後，莫洛托夫對莫斯科蘇維埃說：“當我們生活在一種‘多國制度’下時，當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根子還沒有最後被拔除時，我們對可能來破壞和平的新犯罪分子應保持警惕，決不可以放鬆，而關心加強愛好和平的國家之間的團結，將繼續是我們最為重要的責任。”

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一篇講話中，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未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闡述得更為明確。他說：“馬克思主義者曾不止一次說明，世界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就隱藏著全面危機和軍事衝突的成分。……”接下去，他把剛結束的戰爭說成是對蘇維埃制度的一次重大考驗，並且說明前三個五年計劃為俄羅斯的勝利打下了工業基礎。這替他拓清了道路，使他可以用下面這段話來宣佈未來的五年計劃的某些目標：

我們必須創造出一種局面，使我們的工業能夠年產高達五千萬噸的生鐵，六千萬噸的鋼，五億噸的燃煤，六千萬噸的石油。

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才能認為我們的國家有保障，可以應付任何意外事件。這大概至少需要三個五年計劃。但是這項任務是可以完成的，也是必須完成的。

三天以前，莫洛托夫曾經比較簡略地敘述了這項計劃：“在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歐洲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美利堅合眾國……這就是我們的任務。”這些講話，特別是斯大林的講話，給英國和美國政府的某些領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國，民主黨自由派的一個知名人士、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私下把它稱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戰書”。

1946年下半年，共產黨發動了場十分徹底的運動，反對文化和知識的“世界主義”，即反對讚美或承認西方的成就。這場運動在隨後的幾個月裡推行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是黨試圖再一次對俄羅斯思想與行為保持極權主義控制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好幾百萬士兵接觸過西方文明，這件事同那些過著持續不斷的清苦生活的人民所感到的厭戰情緒和生來的渴望結合在一起，對共產黨的宣傳提出了一種極為棘手的挑戰。對西方文化發出的日益激烈的攻擊，歌頌蘇聯的一切事物，強調資本主義國家包圍和進攻的危險——這些就是黨在努力克服和消除緊隨著偉大的勝利在俄羅斯人民中間滋長起來的懷疑與冷漠時所依據的宣傳方針。在俄羅斯社會中，軍隊可能是黨的唯一的對手，黨計劃用下列幾個補充的步驟來削弱對手而加強自己：一次廣泛的清黨運動，公開貶低率領紅軍走向勝利的那些軍方人物，以及重新強調思想訓練的重要性。

我們無法知道，是什麼希望與恐懼的逆流在俄國導致了這場反動。也許，斯大林和他的顧問們當真相信資本主義有發動進攻的危險，不過假定俄國國內的情況在決定黨的新路線方面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俄國政府可以透過誇大來自國外的危險，為其對俄國人民提出的必須服從、耐心和工作的這些新要求進行辯解。鬼影般的資本主義掠奪者，對於國家未能按人民所企盼和希望的那樣迅速地增加消費品的供應，為政府提供了一個很合適的替罪羊。同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