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軍官和官員們做的，他們則遵照自上而下的一條連續不斷的指揮鏈環發出的號令辦事，掌握最高指揮權的是政府等級制度中最高階的幾個人。

當然，這種情況並不新鮮。可是，有關人員的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得多，他們體驗軍事生活的時期也長得多。武裝部隊從人數有限的專業軍人組成的團體，變為相當大的組織，其成員佔全部成年的男性人口中的大部分，還徵召了大批婦女入伍。這種做法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但用任何標準來衡量都是巨大的。千百萬人的日常生活變得一模一樣，這是經過仔細籌劃所造成的，旨在達到某種目標。這樣一支紀律嚴明的大部隊所產生的力量，以往只能夢想而已。

平民也在一定程度內感受到國家的新權力。配給制度，控制物價與工資，支配勞動力，規定優先權，為了軍事需要而減少生活中享受的用品，在許多國家中甚至削減生活必需品，所有這些措施和類似的措施使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深遠的影響。當然同軍人的情況相比，平民生活中的這種變化遠遠不是那麼劇烈。

大戰引起的社會動盪有兩種值得注意的副產品。一是民政與軍事之間傳統的正常區別變模糊了。經濟規劃不能一目瞭然地劃成軍事與民政兩類，事實也是如此。為軍事或民政的需要而分配人力是同一個問題。平民和軍人都是為贏得戰爭的勝利這一總任務效勞出力的，或者說得更確切些，這是政府中的籌劃者和行政人員力求實現的理想。

同樣，歷來對於戰爭與和平的區別也逐漸模糊和減少了。戰事結束後，締結和約這件正經事碰到了意外的困難。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人們恰切地稱為冷戰的階段便開始了。更有意義的是，人們發現戰時制訂的非常措施不能取消，至少不能立刻取消。周密的規劃已使社會與經濟方面實行的辦法大為改變，以致在戰後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復戰前的狀態，實際上絲毫也不可能。戰前為了備戰而煞費苦心地設計的社會秩序，到戰後必須有意識地重新調整與變更，以適應新的條件。

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尋根究底，可以辨別出兩個結合起來使社會革命成為可能的因素。一個是行政管理技術的發展，諸如通訊與統計的發展，幹練的官員的增加以及各種新觀念的形成，其中包括國家產品、人力的流動性、綜合規劃以及進行大規模訓練以掌握新技能的計劃等。這些發展是由管理人員促成的，即由政府官員、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以及軍官等促成的。另一個起作用的因素是，在廣大民眾中間社會的傳統勢力削弱了。這個現象本身有許多原因，這裡無法縷述。但應該指出的是，戰爭大大加速了這個程序。在大戰期間，歐洲、亞洲和美洲有千百萬人顛沛流離，結果民族、宗教與個人的傳統對他們生活的影響減弱了。先進的工業國家的人民則逐漸變成易於驅使的群眾，對於官僚作風的操縱越來越順從，並不進行有組織的抵制。

然而，不管對社會控制起阻礙作用的傳統勢力削弱到何等地步，人的心理中依然殘留著倔強的情緒，它必將永遠限制管理人員的行動。在通常情況下，要爭取群眾的支援，與其提出推理嚴密的論點，不如用粗俗的言語觸動人性中固有的恐懼和貪婪。策劃人員及管理人員所冒的風險是，他們將發現自己被束縛在一頭憤怒的巨獸身上，那就是廣大的民眾，他們已擺脫絕大部分能約束激情的傳統勢力，惟有用哄騙或恐嚇的手段才能使他們俯首帖耳，惟有透過警察和宣傳才能使他們聽任駕馭。

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肯定沒有解決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即由於人類一般不夠善良與明理而造成的問題。然而令人驚奇的是，理智和先見、規劃和紀律以及工業和社會的技術已使人類贏得空前巨大的力量與財富。不論人的理性這根蘆葦運用於事物及人的行動時多麼脆弱，它卻獲得了多次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場冒險的探索經歷中寫下了偉大的一章。人們現在所掌握的知識和力量為改造世界提供了手段，但是當傳統與習慣再也不能使人們就社會價值保持一致看法時，用上述手段來達到什麼目的，以及這個目的是否有價值，這些都更成問題了。

細緻的組織工作和大國的結盟，使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大同盟得以形成。不管這些組織的細節多麼短暫，也不管這種結盟多麼不穩定，這些大變化卻有可能在未來持續很久。超國家的行政管理機構、英國作為大國的日見衰落、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透過人的謀劃使大地實現和平的神話以及把推算應用於社會活動而引起的社會革命，所有這些都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的，但每一項都受到了新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