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早已被某些政府部門吸收去了。

一直到1945年5月歐洲戰事獲得勝利後，情況才較為好轉：隨著復員的開始，離開武裝部隊的男女兵員愈來愈多了，從軍事工業中出來的人也有了，勞動市場上勞動力的供應總的來說是鬆動得多了。幸運的是，總署直到此時才開始感到迫切需要人員，從事歐洲的難民救濟工作。聯總在這方面的活動中所僱用的人員最多。

聯總先在美國開始聘用人員，主要是從政府機構中招聘。應聘的人很多。“總署的實際問題在於：雖不能確切知道需要做什麼以及何時去做，然而卻知道一旦需要行動時，就得迅速行動起來。聯總在許多方面有如一支軍隊，但是一支軍隊擁有整裝待命訓練有素的人力後備。”而總署在建立人力儲備問題上卻猶豫不決。因為這樣會造成浪費；此外，人員，閒置過久將會懶散鬆勁。在這期間，設在倫敦的歐洲地區署一直在為難民救濟署招聘人員。考慮到這樣做會造成浪費，因此招聘工作停止了。

總署早期階段的招聘工作提供了“秩序，反秩序，無秩序”的一個典型的例子。結果除了引起管理混亂和人事部受到重大壓力之外，還對工作人員產生了不愉快的影響，使他們有一切理由懷疑總署的辦事效率，並且引起了很大的不滿以至隨後的忿忿不平。所謂“為歐洲派遣團人員儲備”招聘的人員，無專職崗位，一再重新安排和調動，他們深信總署不知道要幹什麼，在一個短時期內，情況確實如此！1945年春天以後，招聘工作便能按部就班地進行了。

“官方歷史”寫道：“人們當初曾對聯總表示好感，它是當之無愧的，但是無庸置疑的是，由於開頭僱用了少數不稱職的人員，這種好感就此消失了。”該書以強烈的不贊成的態度指責了聯總的巴爾幹派遣團，這是總署在海外的第一次也是最不愉快的冒險。人們是“根據總署代表的態度和行為來評價總署的。“遺憾得很，這些不稱職的人竟然被僱用了。更遺憾的是，竟把他們派到了國外，讓他們出頭露面。”

一切事業無論是私營的或是公營的，無論是商業性的或是政府的，其成敗取決於它的指導人、它的人事管理、它的技術效能以及（在許多情況下）它的廣告宣傳活動。對於象國際聯盟、聯合國組織和聯總這類國際性事業來說，也同樣如此。一項事業在其初創階段，常常會出現混亂，但其領導人如能有力地掌舵，隨著歲月的增長，經驗的積累，不斷的試驗，不斷的總結教訓，這項事業是能順應環境的。聯總的情況也是如此。它到了快解散的時候，已經成為一項管理得法、人員稱職的事業了。但是外界的批評者卻往往記住這個組織成長過程中的痛苦時期，而不是它取得成就的年代。

聯總的朋友與批評者都對聯總有著很大的期望。它是拯救千百萬貧困人民的一種臨時性的、應付緊急需要的手段。它也是使遭受戰禍國家衰竭的經濟重新獲得活力的一種工具。所有這一切希望、責任以及平凡而艱苦的工作都落在聯總人員身上，即落在總署人員身上。他們有錯誤與缺點，有成就與業績，“因此根據他們的業績，你們是會認識他們的”。

（二）華盛頓總署

聯總總署設在華盛頓。“它之所以註定要設在華盛頓，是由於聯合委員會和聯合參謀長委員會都設在此地，是由於要採辦的大部分供應物資必須透過美國的國家供應機構才能獲得。”

總署的領導是署長，他由一位高階副署長協助。先後擔任署長的有赫伯特·H·萊曼州長（美國人），1943…1946年；菲奧雷洛·H·拉瓜迪亞（美國人），1946年；洛厄爾·W·魯克斯少將（美國人），1947…1948年。高階副署長是阿瑟·索爾特爵士（英國人），1944年；R·G·A·傑克遜海軍中校（澳大利亞人），1944…1947年。

總署各部門及其主要職位的安排本來是從下述一些活動中形成的：同政府代表們進行了會談；由海外善後救濟執行局的前工作人員（特別是盧瑟·古利克及休·傑克遜）、高階副署長阿瑟·索爾特爵士以及弗雷德裡克·李滋…羅斯爵士等人一起起草了一系列計劃；為適應主要職位的可能候選人的特殊資格或者適應他們在接受任命時所要求的條件而進行了調整。索爾特於1944年3月9日提出了“關於聯總機構的意見”草案，它根據這些初步討論與安排的結果，規定了總署的主要部門及其許可權。這個草案就成了制定聯總初期體制的非正式根據。

署長之下有幾位副署長負責下述行政部門的工作：物資供應局、財務和行政局、地區局、秘書處、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