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執，這一解僱工人的計劃原來大有惹起一場罷工之勢。由於勞動關係委員會的努力，政府被迫在決定要罷工的日期就要到來之時撤回了自己的計劃，並答應成立一個勞資會議來討論合理化方案。

在透過了勞動關係調整法以後，有組織的工人，特別是左翼的“產別會議”，發動了一次攻勢，一般稱為“十月勞工攻勢”。在這個時期，工人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個問題上：集體談判的結果應寫成書面協定，應有能支付生活費用的最低工資，應保證不會由於工業改組而大批解僱工人。這段時期裡最重大的爭論問題，是有關電力工人的問題。政府拒絕接受勞動關係中央委員會的建議，其理由是他們建議的工資數額太大，會使通貨更加膨脹。勞動關係委員會由於有強大的社會輿論的支援，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並沒有造成停工，而且解決方案有利於工人。

在新法律提供的保護下，勞工運動進入了最活躍的時期。成立了由三十個勞工組織（包括“產別會議”和“總同盟”所屬的單位）的代表組成的聯合鬥爭委員會，以策劃一次政府工作人員的罷工。這個聯合鬥爭委員會聲稱它是代表將近四百萬人說話的。它要求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最低工資，減輕低薪人員的所得稅，取消每月支付現金工資五百元的限額。它拒絕了勞動關係中央委員會的調解方案；它沒有從政府方面得到任何有希望滿足這些要求的支援。

這個運動蘊藏著產生一次總罷工的勢頭（因為政府工作人員包括日本大多數的交通運輸和電訊工作人員）。激發起這次運動的因素，既有國內的力量，也有國外的力量。1946　年12　月6　日，華盛頓的遠東委員會正式透過了一項關於日本工會原則的政策。這項政策所主張的有些原則，早已透過工會法和勞動關係調整法在日本貫徹執行了。但是日本的法律對於工人參加政治活動的權利一點也沒有提到。遠東委員會相信，工會的發展以及工會直接參與政治活動，是在日本人民中加強民主趨向的途徑，這正是波茨坦公告所要求的。因此，遠東委員會規定，“應允許工會參與政治活動及支援政黨”。

雖然遠東委員會對於這一問題仔細商議了好幾個月，但是這一政策正式透過之日，正是能對總罷工的運動起最大影響之時。工會領導人行動迅速，很快就聲稱，他們所建議的政府工作人員的罷工，現在已經得到國際的支援了。

首相的那些把工會領導人說成是叛亂分子的演講，反而使工人的態度更加強硬起來。內閣似乎沒有能力避免一場災難。於是，作為最後一個辦法，政府在1947　年1　月22

日建議：在調查委員會得出結果以前，暫時增加工資並增加月薪的現金支付額。在勞動關係中央委員會主持的談判中，工會拒絕了政府的建議。這時，全日本勞動組合總同盟認識到，上面所提到的有關提高工資等三項基本要求，表明這次罷工所含有的政治性成分不亞於經濟性成分，所以就不再予以支援了。最後，只是在這次罷工預定要開始的時間——1947　年1　月31　日——前一小時，麥克阿瑟通知工人領導人說，他“不會允許採用”象總罷工那樣一種“致命的社會武器”，並將“指示他們停止進一步行動”。這時，他答應不限制工人們為達到合法目標而採取行動的自由。工會領導人立即取消了他們的罷工計劃。

總罷工由於麥克阿瑟的直接干預而瓦解，這實際上意味著激進派的領導人想要控制和領導一個統一戰線的企圖失敗了。其結果是，共產黨人對罷工暫時採取一種較為收斂的政策，企圖挽回一些由於最高統帥的行動而使他們喪失的威信。不過這也產生了使政府清醒的作用，政府很快就同鐵路工人工會、教師工會和交運工人工會簽訂了書面協定。最後，罷工的失敗使工人們知道，新的權利也同時帶來了一種義務，要他們把活動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內。

在這一年餘下的一段時間裡，最重要的進展是：透過了另外的勞動法律，成立了勞動省，工會會員增加到六百多萬，逐漸排除了共產黨對最重要的一些執行機構的控制。根據國際勞工局提出的標準制定的“勞動基本法”，在國會第九十二次會議快要閉幕前透過了。補充這項法律的有：工人補償法案和海員保護標準。吉田拒絕提出任何關於建立有效的勞動機構的計劃，與之相反，片山內閣則積極倡議成立勞動省。戰前曾經在國會里擔任勞工代表的米窪滿亮，在1947　年9　月1　日成為首任勞動大臣。這樣，自從勞工取得了高貴的職位，在內閣裡有了直接的代表人以後，保守的社會民主黨人和共產黨人之間爭奪控制權的鬥爭就變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