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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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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九個月裡,在1946 年9 月透過“勞動關係調整法”以前,工人的活動有顯著的增長。首先,工會會員增多和生活費用上漲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導致了罷工次數空前頻繁。罷工的矛頭既指向僱主,因為工資太低,又指向吉田政府,因為他們未能控制通貨膨脹。在許多次這樣的鬥爭中,共產黨人走在最前面,他們歡迎這種鬥爭,把它作為提高人民階級覺悟的手段。1946年暮春,他們發動了一次“為生產管理權而進行的罷工”,即要求給工人以管理工廠的職權,並讓工人分享工廠的利潤。儘管強悍好鬥的領導作了不少努力,但是廣大的工人群眾還沒有覺醒到認識有組織的行動的潛在力量。1946年夏季,有兩大勞工聯盟組織了起來,這一方面促進了工人的覺悟,一方面使得工人中的激進派和保守派明顯地分化了。一派是保守的全日本勞動組合總同盟,在它成立時聲稱有九十萬零五千名會員。它的第一個主席是全國紡織工會主席松岡駒吉。他是社會民主黨右翼的一個領導人,是國會會員,後來在片山內閣掌權時被選為眾議院議長。在他的領導下,一個組織嚴密的總同盟發展起來了,它給予社會民主黨人以積極的政治上的支援,拒絕在政治上與共產黨人聯合行動,但是在一些具體方針上同意他們,例如要求推翻吉田內閣,要求增加工資以應付較高的生活費用等。其對立的組織,即左翼的全國產業別工會會議(產別會議),大致是同前者同時組織起來的,有一百六十萬名會員。雖然它否認它與共產黨人有任何正式聯絡,但是它表示出一種明顯的對共產黨政策的偏愛。這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其成員來自最愛鬧事的工會,例如鐵路和運輸工人的工會。這一組織強調政治上獨立的重要性,同時強調,為了使罷工有成效,需要按照工業類別組織全國範圍的工會。雖然在這個組織所屬的許多團體中共產黨人不到百分之十,但是他們往往對方針的制訂具有完全的控制權。由於一般的工會會員缺乏經驗,這種情況引起的結果是共產黨人控制了產別會議。例如,產別會議的主席聽濤勝見和另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士橋一吉後來公開宣佈他們同共產黨人關係密切。

同時,由於全國性的和都、道、府、縣一級的勞動關係委員會都已建立,勞工運動得到了進一步的促進。根據工會法批准的勞動關係中央委員會在1946 年3 月2 日舉行了開幕會議。但是,直到勞動關係調整法透過以後,勞動關係中央委員會才成為處理勞資糾紛方面的重要因素。勞動關係調整法草案是在1946 年4 月提出的,是要在公眾意見聽取會上討論的第一項國家立法。這項法律的目的是訂立和平處理爭端的方法。它規定了仲裁、調停與和解這三種應遵循的步驟。必須仲裁的,只是那些影響公眾福利和某些等級的政府工作人員的爭端。另一方面,在有些情況下,只要有一方提出要求,勞動關係委員會就可出面仲裁。中央委員會和各都、道、府、縣委員會都被賦予大權。它們由三個方面的成員組成,資方和勞方可自由地選出他們自己的代表。第三方面則代表公眾,其成員由勞資雙方從政府推薦的名單中挑選。勞動關係委員會被賦予權力如下:調查研究勞動條件,傳喚證人,調閱勞方或資方的記錄和帳冊,以及舉行公眾意見聽取會。雖然勞方反對這一法案的某些條款,例如限制政府工作人員的罷工權利的條款,但是這一法案實際上對於勞工運動是大有好處的。這個法案照原來起草的文字於1946 年9月20 日透過。

由於得到外加的經費而且增加了人員,這些勞動關係委員會的效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例如,原來國際勞工局秘書處的成員鯰澤巖生被任命為勞動關係中央委員會的行政主任。成立了一個勞工學會,這個學會公佈勞動關係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並向工人們解釋勞動關係委員會的職能。勞動關係委員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調解了一次由於政府計劃解僱七萬五千名工人而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