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曾勸他在即將去巴勒斯坦訪問的途中在開羅逗留一下，會見莫因勳爵，在過去兩年中（丘吉爾說）勳爵的看法已有改變和發展。但在韋茨曼離開英國前，莫因勳爵已被斯特恩集團殺害；內閣委員會的建議也被撤回；丘吉爾反而為這個魯莽的罪行所激怒，向猶太復國主義發出了嚴厲的警告。然而，在工黨方面，除極少數持有異見者外，看來都一致支援猶太復國主義。儘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最終贊同穆薩·阿拉米作為無黨派代表出席關於建立阿拉伯聯盟的各次會議，他們依然處於一盤散沙、乏人領導的狀態。侯賽因的黨以領導者自居，但其他黨派不願予以承認，因此於1937年被巴勒斯坦政府所解散的阿拉伯高階委員會，一直未能重建起來，以資替代。他們徵募新兵的成績很差，這不僅使他們在同盟國中的威望受到損害，而且也不能取得猶太復國主義者在猶太旅及其秘密軍事組織中所取得的那種集體紀律和活動方面的實踐和精神上的經驗。事實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1936…1939年的叛亂中損失了大批精銳部隊，而那次叛亂又演變成為侯賽因與納沙希比兩族之間自相殘殺的爭鬥，他們至今還沒有恢復元氣。對於猶太復國主義者來說，留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就是爭取大戰中新興的強國——蘇聯——的支援，因為蘇聯迄今譴責猶太復國主義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是英帝國主義的工具。戰爭期間，猶太復國主義者竭力試圖透過“援助蘇俄勝利聯盟”，並在伊凡·米海洛維奇·邁斯基1943年訪問巴勒斯坦之前和訪問期間力求與之交往，以表明他們是在搞實際的社會主義；總之，本…古裡安在1945年3月前往英國和美國之前，綜觀局勢，發表下列的見解，可以說是言之有理的：

對於我們的事業，我們企望能夠作出積極的決定，因為有許多跡象表明：以往反對我們的某些因素，包括強大的蘇聯對我們所持的態度，現已不復存在。但我們也務須準備應付由於沒有作出什麼決定，或由於作出某種具體決定而不利於我們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準備徹底地、迅速地戰勝它。

第四章　阿拉伯統一和阿拉伯聯盟的形成

敘利亞、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少數政治上有覺悟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和大戰期間扮演過“阿拉伯覺醒”之劇的角色，他們出於從奧斯曼帝國贏得政治上自由的共同願望，曾暫時統一起來。但在他們的地區和個人之間的競爭尚未嚴重到瓦解這種統一以前，他們的國家就為英法在1920年強加的人為邊界硬行分割開來了。這些阿拉伯獨立的主角雖在政治上就此彼此割裂，但對於推翻歐洲人委任統治的願望仍保持統一。在兩次大戰之間的二十年中，視沙漠為通途的汽車和飛機的推廣使用，消除了橫亙大馬士革或耶路撒冷與巴格達之間的敘利亞沙漠所造成的障礙。他們跨越強加於他們邊界的地區界限採取一致行動的傾向與日俱增。這種傾向已在1937年和1938年兩次泛阿拉伯會議上取得成果，會議討論了當時由於阿拉伯暴動而愈形尖銳的巴勒斯坦問題；這種傾向，還透過1939年初英國政府邀請埃及、伊拉克、外約旦，沙烏地阿拉伯、葉門以及巴勒斯坦本身的代表團參加倫敦圓桌會議而得到了正式承認，且在共同對近東各國應擺脫法國贏得獨立的關心中顯示出來了。

在1939年和1940年幾乎整整兩年期間先後擔任伊拉克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努裡·賽義德，是泛阿拉伯主義的一位先驅，在此期間，且曾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於這一事業。戰爭第一年，他和另外一些人，曾想使英國同作為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義領導人的耶路撒冷穆夫提達成和解，辦法是要英國人較1939年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白皮書作出更大的讓步。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而法國對近東各國的高壓政策又阻礙了同他們舉行與倫敦圓桌會議相類似的任何談判；於是1940年6月德國在西歐的勝利便促成努裡的出訪安卡拉，試圖同土耳其政府在近東各國的前途問題上實行共同的政策，以期法國在那裡的委任統治迅速崩潰。但是，法國人並不是那麼輕而易舉地可以被擺脫得了的，泛阿拉伯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和近東各國問題上的備受挫折之感以及德國在1940年10月就支援阿拉伯爭取獨立鬥爭許下的諾言，對伊拉克的急速趨向極端主義便起了很大作用。而這種極端主義在1941年4月和5月的拉希德·阿里暴動中達到了頂峰。

1940年6月，勞埃德勳爵曾敦促丘吉爾注意無視泛阿拉伯主義者的不滿情緒的危險性，但丘吉爾的回答不失本色，過分自信。拉希德·阿里的暴動對英國政府是個深刻的教訓，他們態度的轉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