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國政府行政部門首腦的身分向您保證，我不會採取任何可能同阿拉伯人民敵對的行動。

我感到高興能向陛下重申我的政府和我本人以政府首腦的身分在以前曾向您提出過的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態度的保證，並通知您，本政府在這方面的政策沒有改變。

從羅斯福同伊本·沙特會晤後向斯退丁紐斯的自白看來，薩姆納·韋爾斯的說法就顯得與事實很不相符，他說總統一點也沒有改變以前的看法以及他隨即給伊本·沙特的信是“純粹的客套”。一位美國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歷史學家弗蘭克·E·曼紐爾對形勢作了很客觀的總結：

羅斯福面臨著曾經使威爾遜迷惑不解的同樣無法捉摸的世界，儘管他具有超人慧眼，但是他既是個實用主義者，又是個易動感情的理想主義者，他發動了一場規模宏大、錯綜複雜、矛盾重重的運動。……杜魯門總統同任何一個普通人一樣，反映了一般美國人的平常感情。他受了他們的傷感情緒和偏見的支配。他有猶太朋友。如果他能幫助歐洲那些受迫害的難民和為那些已經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謀得生存，他是會為他們插手其事的。這是一個得人心的打算。人民的心願是這樣，這也是一件應該做的好事。

早在4月25日，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伊曼紐爾·塞勒同新總統討論了猶太復國主義問題後說：“他絲毫也不會偏離他和我幫助民主黨大會制定的巴勒斯坦政策要點。”

因此，當納粹的戰爭機器再也動彈不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遭到可悲下場的時候，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也就迫不及待地要推開正在緩慢地向戰後世界開放的大門。在政治上，自從1939年以來，形勢業已變得大大地有利於他們。即使處在似乎是世界性屠殺的戰爭中，歐洲幾百萬無依無靠的猶太受害者遭到的駭人聽聞的大屠殺也震驚了全世界正直的人們；如果要使那些倖存的人有一個機會重新開始生活，那就必須使他們遷離恐怖的現場，這種主張不是輕易可以否定的。很明顯，目前的戰爭大大地加速了世界霸權從英國轉向美國，雖然英國在戰後的虛弱和對美國的依賴還未在世界上清楚地顯露出來。在美國，不但存在著對選舉具有很大影響的猶太人有組織地團結在一起擁護猶太復國主義，利用它的宣傳人員不遺餘力地編造出一套授意散播的謠言和詭計，還有修正派在極端分子的一翼中推波助瀾，起著“骨幹小組”的作用；不僅是一般美國人的那種雖然不知實情也不知鑑別而卻慷慨為懷的人道主義深深地為歐洲猶太人所受的苦難所感動；而且還出現了一個具有新教徒觀點的大團體，它是在猶太復國主義的宣傳精心培育下，對《舊約全書》作了認真的研究並根據字面予以解釋而形成的。而且，在猶太復國主義者原來已經佔有的那些巴勒斯坦土地上所表現出來的經濟發展的成就，也在自己的“拓荒”時代方才結束不久的美國引起了共鳴；猶太復國主義分子很容易進行宣傳，暗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美國印第安人同樣“落後”，因而不能容許他們成為“新時代”的障礙。

哈里·S·杜魯門之在白宮出現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的一個莫大收穫，因為杜魯門同他的卓越的前任羅斯福同樣平易近人，但是在同他們和石油代表們或者同那些可能會向他指出還存在著阿拉伯問題的來自貝魯特美國大學的發言人交談時，卻又不那麼象羅斯福那樣善於“講迎合雙方心意的話”（科德爾·赫爾直言不諱的說法）。在英國，少數見多識廣的人士對於在巴勒斯坦的“雙重責任”的理解就要高明得多，他們知道要對“非猶太人”和世界猶太人雙方負責；英國人一直關注著對前者承擔的責任（他們為此而付出的代價是把一個純粹的道義問題和自我利益搞得混淆不清），就是因為他們同時也認識到英國在整個中東的戰略和經濟需要，而在任何一屆沒有完全同帝國傳統決裂的英國政府的政策中，巴勒斯坦問題（別的事情也一樣）要從屬於這些需要。然而這種對阿拉伯人的關心，從利己主義方面來講，目前已經不是那麼迫切了，在戰爭結束時，阿拉伯人搗亂的潛力同白皮書時代比起來，已經小得多，他們在戰爭中的微小貢獻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相比，也不足以博得丘吉爾的重視。

韋茨曼後來宣稱，有一個內閣委員會“關注整個巴勒斯坦問題……＇已經＇作出了若干肯定的結論……都與分治有關——出現一個猶太國，佔有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也許是巴勒斯坦的一大部分”：1944年11月4日，在契克斯的首相府邸舉行的一次人數不多的午宴席上，他得到了丘吉爾的保證，他（首相）將贊成把南巴勒斯坦（內格夫）劃入分配給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領土之內